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试析赫尔德思想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赫尔德思想对之后的德国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集中分析了赫尔德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笔者认为,赫尔德关于人是一种有机力量的综合体、人是在历史和语言中展开的场域的观点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关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观点,都使他与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主义和世界公民主义相分裂,使他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先导。     

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首先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促使文学革命向纵深发展。他在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民俗学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却屈任伪职,成了民族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复杂作家”。倪墨炎同志最近完成了新著《周作人评传》,试图对周作人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本刊选载的是反映周作人早年文学活动的部分,其中用作人小说创作的史事,很少有人作过介绍和评论。     

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

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其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多元主义和民族归属等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从著名思想家伯林对赫尔德的论述入手,可以系统地看到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核心观念、基本逻辑、文学意义等问题,尤其是赫尔德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主义、多元主义思想与相对主义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警惕其思想的负面效果。     

周作人的民俗教化译介观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和民俗学家 ,其民俗学研究与译介观相互交织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教化译介观。这个译介观影响了他对翻译作品题材的选择。周作人选择希腊文学和神话、以及各国童话和民间文学进行译介 ,具体实践了他的译介观。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输入与传播——从“儿童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论”

我在《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一文中探讨了近代西方人类学派对“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比人类学理论稍后传入中国、同样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是“儿童中心主义”。如果说,西方人类学进化学派的理论是以童话研究为主要突破口,进而从观点、方法等方面全面渗透到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工程之中的话,那么,“儿童中心主义”则是以其高扬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旗帜,为现代儿童文学     

二三十年代倡导乡土文学的三种理论视角

罗关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四期撰文指出,中国20世纪初期乡土文学理论主要有三种:周作人民俗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茅盾政治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鲁迅文化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他们三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都是秉持振兴民族文化这一共同立场的。所不同的是周作人民俗学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现了他对建设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的关注;茅盾政治学视角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现了他对民族政治前途,特别是农民命运的关怀;而鲁迅的文化学理论,则使他超越了单纯的风土描绘和对农民政治命运的展示,显示出极大的包容性。鲁迅对作为启蒙…     

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与鲁迅一起被人誉为“周氏兄弟”而声震文坛。作为一个理论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他著述极丰,成就斐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周作人同样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这是很中肯的评价.本文拟介绍评价周作人早期(指1928年以前)歌谣活动及其理论主张,这是其民俗学活动和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三种刊物看周作人的早期歌谣研究

从周作人不同时期主编的三种刊物探寻周作人歌谣研究的活动脉络,认为《绍兴县教育会月刊》时期是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歌谣》时期则是五四时期最有意义与影响的民俗学研究之一;而《语丝》时期常与其所特别关注的文明与社会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与"江户情趣"--兼与永井荷风比较

周作人思想尽管来源庞杂,但日本传统文化对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趣味"的养成与日本"江户情趣"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颓废"思想有西方唯美思潮的影响,也有佛道的影子.而对日本平安时代"物哀"与"谐趣"的文学传统体悟与吸纳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同为东方的中日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某些共同的倾向.从东西比较文学的立场看,周作人和永井荷风代表西方唯美主义文学在中日的最初景观.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在诗歌领域的理论建树、创作实绩及其影响,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诗歌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和杂诗写作三个方面,介绍并论述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对作为周作人“独家产品”的杂诗,进行了梳理评价。     

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相对于某种平面化的政治道德评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周作人所代表的这一脉新文化与他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周作人的新道德主张主要表现为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这些都是需要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问题.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     

“香炉论”和“作家论”之区别——周作人与郁达夫散文观一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导言因都是名家所作而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3的分量,特31是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执笔的散文部分的两集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散文观,比较二者之异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两篇导言的特别的两个部分“香炉论”和“作家论”入手,来对比两人在此时期散文观上的异同。     

山地纪录片的边界及形态

早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端期,鲁迅、茅盾和周作人就乡土文学和地域文学的概念等就有了明确的界定,其中,以周作人的自然情趣说和鲁迅等人的生存批判说为主。从20世纪中期开始,欧美国家开始推出"文化研究"战略,其中,地域文化成为一种策略和取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从文学界开始形成地域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潮流,广泛涉及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民族学、人文地理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并明确界定地域文学及其文化范畴。当代纪录片也不例外,纪录片导演地理意义上的流动迁徙和重返,则形成了其纪录片创作视域的现象及其影像构成。     

琴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周邦彦寄内系列词编年考证

文章在<清真集校注>的研究基础上,考证出周邦彦曾娶三任妻子,共有宽泛意义上的寄内词34首.发妻逝在熙宁八年(1075)之后,周邦彦赠发妻的记内和寄内之作17首.周邦彦约在元丰二年(1079)娶续弦王夫人,此间在扬州、汴京、溧水、钱唐等地有忆内、咏内和寄内词13首;续弦王夫人约在元符元年(1098)之前病逝.周邦彦元符元年(1098)之后琴瑟再续,此时词人在汴京为官,家眷也在汴京;政和元年(1112)词人知河中府,有4首寄内词.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王统照早期的创作与翻译--互文性对话探究

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作家群里,最具代表性的应推王统照。他在文学史上被公认为是这时期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他早期（1921-1924）的翻译文学与创作的问题小说之间的互文性对话关系：从俄罗斯、东欧等弱小国家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中,王统照确立自己创作问题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从对泰戈尔和叶芝等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中形成了“爱”和“美”的理念,用此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其创作的问题作品,大都可以找到其与外国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本研究表明,王统照的创作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等,都是通过借鉴诸多外国作家和作品,将其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