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回应──论儒学在汉代兴起的原因

在汉代儒学以自身的优势成为兴办学校教育的首选对象。与此同时，汉初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好与儒家的“先富后教”理论相吻合，从而更加激发了儒家集团参与国家建设的强烈意识。     

试论道家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由于受传统的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历来都认为汉代是“经学时代”,认为儒家思想是汉代学术思想的中心,认为儒家由“子学”发展为“经学”并最后堕落为“神学”是汉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主线,而对于在整个汉代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众多的其他学术派别的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思想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于儒家之外的学术派别尤其是道家学派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系统的阐述。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析画像石和儒学的关系

儒家经学思想倡导“仁”政和“德”政,极力推崇孝亲的行为。儒学思想体系在汉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阶级也极为推崇孝的思想和行为,“举孝廉”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导致了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的盛行。厚葬之风也导致了汉代画像石的繁荣,汉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厚葬之风是汉代画像石艺术兴起的原因,而厚藏之风的思想根源则来源于儒家经学思想,因此,对于探询画像石艺术产生的最终的思想根源来说,儒家经学思想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经学“时中”思想与西汉帝国的经济政策

在汉代经学思潮下,《周易》经学的“时中”观成为西汉帝国经济政策制定及决策的观念与方法依据。“中”的精神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并在西汉政府的经济政策中表现为社会整体福利优先的经济伦理原则;“时”的精神表现为经济决策中的辩证方法。“时中”原则构成了西汉政府经济政策中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儒学“中庸”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使古代中华帝国的经济政策成为儒学文化体系的有机部分。儒家的“时中”经济思想对激活当代经济学的伦理关怀有所助益;它同时也启示,封建专制政治是社会整体福利实现的最大阻力,是儒家“时中”经济伦理主张陷入实践困境的根本原因。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汉代学校的教化功能

教化政策是汉代首创的政治举措,而教化之本在兴办学校,汉代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灌输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儒化的官吏,增强了官吏推广教化的能力。儒化官吏亲自兴办学校,推行社会教育,宣传先进文化,使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深入人心,提高了汉代教化政策的实效,促进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从有为与无为看儒道的互补

儒家和道家在先秦号称“显学”。但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二千多年,但这期间儒家也面临着挑战,也需要吸收其他思想,其中对道家的吸收最为典型,使儒家和道家在政治旨趣和人生态度上,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使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从儒与禅的比较看儒家的道德传承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的道德传承自孔子至孟子这一时期,师师相传,皆以“悟道”———彻证自心本性为标准。至孟子以后,儒家的道德便一直沉寂,汉代董仲舒时期才兴起了对儒学的研究。但是,儒学研究与儒家道德并不是同一回事,儒学属于文化现象学的范畴,儒家道德则是属于实证自心本性的范畴,尽管从汉代董仲舒至唐朝这一时期儒学大兴,尽管不乏其学术大成就者,但是,就“孔孟之道”而言,却是无人能够亲证的。历史再发展到唐宋,由达摩而来的禅宗—心法的弘扬,才使得中国读儒书之人借禅宗得以豁然顿悟“孔孟之道”…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历代西南地区人才分布的地域演变

中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的成都平原。早在夏商时代,人们就在此定居进行稻作生产。到春秋初年杜宇王“教民务农”后,成都平原稻作经济有了更大发展,人们安居乐业,衣食充足,有充分时间和经济力量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中。故战国时成都平原便有了学校之设,教育水平明显高于西南其他地区。汉代蜀郡守文翁兴学后,使四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南阳汉代“乐舞”的音乐美学探微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发展时期 ,而汉代的乐舞技艺已达到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境界。反映在音乐美学方面主要有 :一是总结先秦融汇各家 ,既有以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 ,糅合儒家、阴阳家的《淮南子》 ,又有以儒家音乐美学为基础 ,糅合各家思想的《乐记》 ;二是明显地阴阳五行化 ,既出现了《乐记》中的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又出现了乐纬、《白虎通》的神秘繁琐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     

董仲舒对儒家教育传统的承前启后作用

董仲舒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承前启后作用.他不仅是汉代文教政策理论的奠基者,教育立国论的强化者,而且还是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理论的再创造者,经学和经学教育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