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近古诗学的历史,既表现为"变"与"复"的消长,又呈现"变"与"弊"的交替。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发。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点。宋人在拟古中求新变,至宋末诗弊已极。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明人"复"与"变"各走极端,形成"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同样都不成功。清人惩明人之失,抛弃极端思维,以为变与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且强调"神而明之",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近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不管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还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都体现了"变"与"复"的思维与精神。这对当下诗歌之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正变系乎诗"——试论叶燮对"诗体代变"的原创性阐释

传统诗学的正变观念,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都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诗体的正变。叶燮却能突破传统,以"主变"为策略,用历时性的眼光,在诗体延绵不断的发展链中,肯定正体与变体的循环及其相对性特征,打破正体的永恒性,消解了正与变的对立;同时,又以共时性的视角,大胆地质疑正变传统,颠覆了正体决定变体的关系,解构传统的"崇正"观念,表达了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由的精神,并且在清初"崇正"诗风的语境中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     

生命之敞亮:王国维“境界”说新论

在王国维"境界"说的界定中,出现过"世界说"、"形象说"、"理念说"、"精神层次说"、"感受说"与"内美说",尽管各说体现了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受"意境"界定的影响,使得"境界"与"意境"不分,导致不明"境界"说的生命论特征。同时,诸定义只能部分解释王国维的"境界"用法,未能达到通释目的,显见定义不当。其实,王国维的"境界"可释为"生命之敞亮",建构了一个"以生命为本"的诗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变”与“不变”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可总结出"变"与"不变"的经验和启示。"变"是依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矛盾而变,包括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因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因应不同历史阶段农民的内在需要而变,因应国际农业竞争的需要而变;而"不变"是坚守的初心使命不变,包括始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为农民谋福利,始终追求农村土地公有制。这些"变"与"不变"的经验,将在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继续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助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宋代诗学视阈内的“健”范畴

"健"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出现于汉魏时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在宋代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显示了宋人诗文相通的文学观念,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以"健"论诗的流行有其深刻的儒学思想文化背景,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宋人学杜、尊杜的重要表现。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王勃“龙朔变体”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高宗龙朔诗坛流行"上官体""颂体诗"两种诗体,因而对王勃所批判的"龙朔变体"内涵的争议,一直围绕"上官体""颂体诗"和两者兼指三种意见展开。实际上,"上官体""颂体诗"都产生于贞观时期,其相对于贞观主体诗风而言都是诗坛之"变",王勃对这两种诗风均表不满;但"颂体诗"主要流行于高宗永徽、显庆年间,龙朔诗坛则几乎是"上官体"的天下,故"龙朔变体"只能是指向"上官体"。不过,二者不能等同,"龙朔变体"的具体内涵只限于《王勃集序》中提出的"上官体"之缺陷,至于"上官体"的其它特征则不在王勃批判之列,这也是其攻击"变体"而不直呼"上官体"的原因所在。     

宋儒“涵泳”之说与学问之道

"涵泳"一说源远流长,其语义表达围绕"涵"语素"沉潜"义而展开引申,语义领域逐渐拓展,在宋儒话语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成为了宋儒高扬的一种读书之法,并深深影响后世儒者的治学论道活动。宋儒"涵泳"之说,其语义背景直击当时学者论经治学之弊,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进而提炼为一种学问之道,强调"涵泳"中的"虚心"求实、"优游"论道、"切己"体认,从而达到通达浃洽的审美体验。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明代唐诗学对“诗变”内在因素的探索

明弘治到清康熙年间“诗变”论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诗变因素讨论的惯例。涉及的主要内在因素有创作主体、艺术范式、诗歌理想。对这些“诗变”因素的探讨,一方面说明诗变观念的逐渐深化和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代诗学逐步走向理论的自觉。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20世纪文论学术史的热点话题,在中西学术传统中追源溯流,在古今流变中考量其内涵,成为学术史的核心内容。而王国维本身在早期译著中所使用的"境界"一词及其内涵的变化,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形成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则素不受重视。王国维在早年翻译的数部日人著作中,"境界"既可以指称地理之边境边界,也可以指称知识的范围,也有作为等级、状态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自己也在文章或著述中,以等级、状态、范围作为"境界"的基本内涵。"境界"说的最终形成,不能脱离王国维自身使用"境界"一词的语源及其发展。"境界"说的内涵及其与传统诗学的关系也只有在《人间词话》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     

“字母说”与“右文说”对比研究

学者们称王观国《学林》中有关"字母"的理论为"字母说",且认为"字母说"和"右文说"名异实同,其实不然。"字母"是在"省文"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省文"指"省其所加之偏旁"或"存其母而省其枝叶"。"字母说"的对象可以是一组字、一个字,也可以是隶变后的篆文,它侧重于客观的用字变化现象;"右文说"通常针对的是具有相同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它分析的则是文字本身的形义关系。在表义方面,"字母"表示的是文献中的具体用意;而"右文"是学者根据这组字抽绎出来的最大公约数性质之意义。"右文"指形声字的声符,而"字母"不仅仅指声符。"字母说"揭示了汉字发展演变的部分规律,同时也揭示了文献用字的复杂性。     

语言的选择与晚清“诗界革命”的诗学道路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