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敦煌藏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P.T.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T.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从P.T.1071、P.T.1072看唐代吐蕃社会的亲属结构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P.T.1072《法律文书》记载的内容,包含有吐蕃社会的各等级于狩猎时为他人所误伤或误伤他人,或本人或他人陷于犛牛身下,本人或他人或救或未救而导致伤亡时,所应负担赔偿之权利义务等,以及吐蕃社会各等级身份所庇荫亲属的称谓、亲属范围等,显现出当时吐蕃上层社会的亲属结构。文章先考证P.T.1071、P.T.1072的年代,以确证其是否属于唐代吐蕃时期的产物;其次解释分析P.T.1071、P.T.1072记载内容,重点关注所涉及的亲属称谓与亲属范围;再以吐蕃碑刻所载相关内容,印证P.T.1071、P.T.1072的记载,力图呈现唐代吐蕃上层社会的亲属结构。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福田司初探

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大力庇护支持,敦煌地区的佛教非常兴盛,而佛教僧侣亦通过践行各种福田活动为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福田是佛教中对从事慈善活动的一种泛称,福田思想在西晋沙门法立、法矩所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有所说明。福田思想倡导佛徒、大众多做善事,施民于方便,这样既能帮助众生,     

略谈吐蕃王朝的损害赔偿制度——对敦煌藏文写卷P·T1071、1073、1075三个文书的分析研究

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敦煌法律文书中,有许多是有关吐蕃时期损害赔偿方面的内容,如P.T1071、P.T1073、P.T1075等等。这些文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吐蕃时期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侧面,分析研究这些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吐蕃王朝的损害赔偿制度,而且对于全方位了解吐蕃社会也是十分有利的。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试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为中心

本文把敦煌藏文文书Ch.73.xv.frag.12和P.T.2218中关于tshar的记录和有关唐朝军队中的基层组织"队"的记载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由于敦煌地区长期存在"队"的组织,作者进一步认为tshar实际即对应于唐朝的"队",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原来当地的组织方式的一种借鉴.考虑到汉文史籍对吐蕃军队中的"队"的记载,吐蕃亦有可能在统治敦煌以前即已在自己的军队中设立了类似唐朝的"队"的组织.     

从《五部遗教》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与影响

有关禅宗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保存在敦煌汉藏文献中,如汉文《顿悟大乘正理决》,藏文P.T.116、P.T.823等卷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多有研究.除敦煌文献外,后期的藏文佛教史著对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有涉及.但大部分著作认为禅宗的宗旨与正统佛教不相符合,只有《五部遗教》等宁玛派典籍对禅宗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收录有禅宗的原始材料.鉴此,《五部遗教》对于研究汉藏佛教关系史及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历史极有参考价值.     

敦煌吐蕃文书P.T.1297号再释——兼谈敦煌地区佛教寺院在缓和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公元8世纪70年代,敦煌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长时期的拉锯、鏖战之后,由于安史之乱,唐朝无暇西顾,因而吐蕃占有了该地区各地,全盘控制了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的局面。大概是在公元790年,实行推广新的制度,就是用吐蕃军事部落联盟政体中的”部落制”来代替原有的乡、里社区合作制。此事在国外有好几位专家曾撰文讨论。笔者曾以《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     

论贝塔朗菲"机体论"的系统思想

贝塔朗菲的"机体论"包含三个主要观点:生物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等级观点;动态的开放系统观点.这三个观点为其后来创立一般系统论奠定了基础.有机体生物学中所阐释的许多基本原则和范畴,后来推广成了一般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和范畴.     

略论白寿彝先生对《史记》的研究

本文在对我国回族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史记》研究成就全面考察的基础上 ,结合 2 0世纪 50至8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 ,论述了白先生《史记》研究的特点。认为注重贯通性的探讨 ,注重司马迁及《史记》思想性的研究 ,注意运用马列理论分析和研究司马迁及《史记》 ,是白先生《史记》研究的突出特征。《史记》研究既是白先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也是他将中国史学史学科推向深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立足点。     

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中国学者对它的评论大多局限于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如何看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该范式的内涵界定以及文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做出客观评析.     

解读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概念--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为文本

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为解读文本来阐述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概念,力图由此把握霍氏的民族问题研究的思维脉络和学术倾向.     

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把它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民族语言的未来发展,应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把小语种、小语言不断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看作符合民族间交流与融合之常态。霍氏的观点尽管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他注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和在全球视野下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为人们全面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     

白寿彝先生编纂《回民起义》的学术价值

白寿彝先生编纂的《回民起义》(4册 ,约 2 0 0万字 ) ,是建国初中国史学会主持编选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白先生于抗战时期即在云南致力于史料的搜求 ,建国后又进一步加以扩大和系统化。本文认为 ,此书的突出学术价值为 :搜集文献丰富 ,种类齐全 ,除官书和奏议外 ,还有大量私人著述和方志、碑刻资料 ,编者并作了精审的考证 ;善于剔别旧记载的偏见和诬枉 ,保留其中有价值的成分。故此书出版后一向受到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者的重视。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的形成

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政策,造成广西的民族隔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经过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广西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     

当代著名学者乔治·马库斯“合作人类学”元方法论述

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是回应宏大政治经济进程的方法而出现。然而它景况不佳,一直到1995年才正式确立了多点民族志以合作为核心的方法论。此后马库斯致力于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的成熟表述。追踪这一方法论的变化轨迹至少发现有两条道路伴随着多点民族志的发展:其一是多点民族志从方法论向元方法的演进;其二是多点民族志的定位变化,经历了审美贬低、审美否定再到审美回归的变化。多点民族志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写文化三十年来美国人类学的学科转向与理论动向,这三十多年贯穿始终的是写文化的创始者们孜孜不倦地否定自我、面向当下的实验精神。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