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世界:不是"全球共治",而是文明的互助与和谐——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矛盾看和谐世界的实质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出现了朝权力分散方向发展的趋势，各种世界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全球主义者”宣扬的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共治”不但夸大了事实，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追求的和谐世界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其实质在于各种文明的互助与和谐发展。但是，从文明的相互压制与对抗转变为文明的互助与和谐，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建设和谐世界，必须遵循所有的文化和社会都尊重的全球性准则，使每一种文明都能在其传统价值观与人类共存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有关民族与“民族性法”的几点思考

建构于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格局,从根拳上将民族的演进历程区分为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与民族国家的民族阶段。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的民族形态与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民族时代”。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的法是宗族性法,民族时代的法是“民族性法”。尽管民族性法在当下世界各国国际国内都还有着现实基础和实际影响,但“后民族时代”的民族与法律的总体关系已经出现了对民族性法的一系列新的修正和要求。     

关于时代问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 ,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 ,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事实上 ,冷战后的人类历史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 ,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 ,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 ,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 ,恐怕是非常有限的。目前的问题在于 ,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 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 ,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 ,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 ,以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 ,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 --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从“e时代”到“i时代”——对网络传播的一种探讨

网络传播从“e时代”迈入“i时代”,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成为现实的.移动互联网使得“个体”永远在线成为可能——这是网络传播进入“i时代”的基础.“i时代”,意味着新的网络社会生态.“i时代”成型的本原在于:“个体”在新的社会交往结构中,面临着如何反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永远在线”、“自我中心化”、“个体体验”等时代特征让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受众在寻回对信息的主动权的同时,也在努力对“个体性”进行探寻——或者自我拯救.     

邓小平时代主题观的再认识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也是国际社会仍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把握这两大问题是正确理解邓小平时代主题观真正内涵的基础。世纪之初 ,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 ,中国制定内外战略仍应以此为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迎接时代挑战的发展过程

文章从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 2 0世纪发展总趋势的宏观研究角度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永远在于对自己所处时代重大基本问题的科学发现与正确解决 ;马克思主义在 2 0世纪成功实现了两次理论主题转变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论”的历史辩证法走向列宁毛泽东的“如何取得胜利论”的革命斗争辩证法 ,进而转变为邓小平的“怎样进行巩固与建设论”的和平发展辩证法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搞清楚“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 ,是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 ;“跨越”思想并非是马克思对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 ,而绝不是他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考虑     

中苏两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评析

在中苏论战中,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中苏两党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中苏两党对于当时世界所处时代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两党对世界主要矛盾及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有相当大的分歧.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今天看来,对于时代,中苏两党都过高地估计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共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但苏共只是把和平共处看作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后来又表现出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中共则过于强调战争的危险性,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     

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看法并不是逐渐趋于一致。学术界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角度出发判定当今时代的性质,形成了各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包括：时代性质、本质;时代发展的阶段;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两制关系即两种社会制度关系之具体时代;主要国家的基本特点或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多维度透视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一提法关涉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判定,须从多方面进行审视。马克思哲学是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世界哲学,与所处历史时代具有内在关联性。由于把握了时代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人认识乃至摆脱面临的生存困境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哲学存在论的演进历程看,马克思哲学属于当代哲学的范畴,而不是近代哲学之一种.     

轴心时代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启示

轴心时代和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世界性和总体性的两个重大现象,一为精神突破,一为实践行动。轴心时代是人类面对精神困扰时反省、思考并构建伦理“金规则”的思想觉醒时代,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也是后世“思索历史”的坐标;丝绸之路是人类在世界“十字路口”的方向选择和面对发展困境时向外探索、拓展和交流交融、互利共赢的历史实践。两者的共同点是不同文明体和国家从各自实际出发却在客观上具有了联系性和感知到更多共通性,且都产生长远的历史后效。轴心时代的认识高度和丝绸之路的行动强度共同奠定了人类发展的新向度,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征程。将二者互为参照研究,则可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其理念和经验作为文化和历史遗产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历史借鉴意义。     

新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智慧之道

新全球化时代各领域日益尖锐的“多样化”与“统一性”的矛盾 ,使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和实践的哲学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 :是从“自我意识”出发 ,以“自我意识”活动扭曲世界和人自身“多样化统一”本来面目 ,使人们陷入独断“统一性”与“无根”多样化存在局限中 ;还是以本真智慧为根基 ,在生生不息的创新实践中把握世界和人自身“多样化统一”本来面目 ,实现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关系人类生存质量和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 ,实现“自我意识”之道向本真智慧之道的根本转变和飞跃。这是新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 ,是当代哲学变革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对“知识经济”认识上的五大误区

“知识经济”作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 ,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差 ,本文主要从“是提前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还是迎接时代挑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地位”、“是知识过剩还是知识稀缺”、“知识经济不等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中的垄断问题”等五个方面 ,分析了“知识经济”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重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基于国情、社情、世情发生新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行的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从理论传承的厚度、时代内涵的深度和世界视野的高度三重维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命题溯源、划分之匙和理念遵循,突显了理论传承的厚度;新时代的“历史标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的“强国方略”,赋予了时代内涵的深度;新时代“理论引领”和“中国方案”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效应,明晰了世界视野的高度。     

从神圣到世俗到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勃兴——当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艰难出场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神圣的时代,他通过灌输毛泽东思想,"再造新人",建立了一个地上的天国——人民公社;邓小平时代是世俗时代,其世俗性在于改革开放对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解构以及个体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而对市民社会的回归;党的十八大之后是国家意识的再度觉醒时代,国家意识的觉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国家意识主导的理性时代。生活的此岸性和彼岸性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在神圣世界,人们生存于理想中,而且理想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是理想世界;而在世俗世界,人们却不得不生存于现实之中,生活在此岸中。神圣时代到世俗时代到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内在是正反合的逻辑。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题。“三集团”论的兴起 ,“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以新的推测或判定来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但“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深刻 ,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一种角度或方式来识别她了。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在适应20世纪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认识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21世纪世界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与时代同行回到现实中——兼评"与马克思同行"、"回到马克思"的提法

与"马克思同行","回到马克思",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还是与时代同行,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理论,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是严肃的学风问题,它关系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点.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强调与时代同行,回到现实中.与时代同行,要求我们跟上改革时代的步伐,要求我们从本本主义中解放出来,面向现实.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哲学工作者应该去读世界这本大书,面向世界,创新理论,探讨划时代的新的哲学形式,改造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