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尚书职权试说

<正>关于东汉尚书的职权,笼统地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谁都知道,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见任,重于三公”。不过,倘若仔细考察,也很容易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有二:一是如何从众说纷纭的有关史料中理出一个明晰而又符合实际的头绪来。换言之,也就是确定东汉尚书职权的具体内容与范围。再是如何估价这些职权。其中既包括对尚书职权性质的认识,也包含对尚书本身地位的理解。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老子与《尚书》

老子的学说源于古代的道术。这些古代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相当多地保存在《尚书》中。《尚书》中多次以涉渊水比喻治国，《洪范》篇更总结了人们对水性的认识，给予老子以深刻影响。《尚书》历记夏、商、周时期人们天命观的演变，由《商书》的天命失落到《周书》的敬德保民，“德”的范畴被老子继承发展，诸如不争、忍、柔、谦下、慎初与慎终、保民，这些都构成了老子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老子在《尚书》“含德”、“重积德”的基础上提出了“孔德”、“常德”，以此为中介，进而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玄德”。老子继承了《尚书》中的道，井把它上升为宇宙本源和自然法则。     

《尚书》句读一则

本文对今文《尚书·微子》中一则句读的传统解释,提出不同见解,以充分的证据论证了“狂”字当作“往”,使文义豁然开朗。本文同时也解释了古文《尚书》同句的内容。     

今文《尚书》指示代词研究

本文对今文《尚书》的指示代词作了穷尽性的统计分析。研究表明 ,今文《尚书》中 ,只有近指代词 ,没有远指代词。近指代词中 ,常见的主要有 2个 :“时”、“兹”。大部分指示代词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部分代词的用法和古文《尚书》差别很大 ,由此可以看出古文《尚书》之伪     

两汉尚书分曹再探——以尚书三公曹为中心

两汉尚书曹的发展可分为五曹五尚书、四曹四尚书、六曹六尚书和五曹六尚书几个阶段,反映着作为单纯文书收发和保管者的尚书逐步参与到政务裁决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尚书省在隋唐之际成为全国日常政务的总汇和最高裁决机构的演变。其开始演变的标志就是发生于东汉初的尚书分曹标准由文书外生的身份(上书者)属性向内生的职能(政务)属性的转折,推动这一转折的却是西汉晚期昙花一现的"主断狱事"的三公曹。此外,东汉初尚书三公曹之所以由二千石曹分出,是因为西汉末三公曹被废置时,断狱事被合并入了二千石曹。而根据蔡质《汉仪》的记载,东汉尚书吏曹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从属三公曹的形式存在的。这是前人尚未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金代兵部尚书民族性考论

金代兵部熙宗时始置,最初由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任其长官,其后始有专职职官设置,先设兵部侍郎,后置兵部尚书。已搜检出的30位兵部尚书中,女真人达20位,占居多数。出职、科举、归降、因功是金代兵部尚书的四种入仕途径,女真兵部尚书以出职入仕为主,汉人兵部尚书以科举入仕为主。同品级平调是金代兵部尚书职官迁转的常规程序,对于女真人而言兵部尚书大多呈现的是一种官职的调动,对于非女真而言代表的是官职的升迁。金代兵部尚书无论在身份、入仕途径、职官迁转诸方面具有较强的民族性。     

《尚书》书名新释

<正> 关于《尚书》这一书名的含义,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总结说:“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铃》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由此可见,到了唐代,关于《尚书》书名的解释,社会上流行着三种说法。由于后两种解释过于牵强,因此孔安国的说法逐渐为后人所接受。现在,把《尚书》书名解释为“上古之书”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如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均作这样的解释。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尚书》敬语论

本文全面考察了《尚书》敬语的分布与类型，阐述了《尚书》敬语的功能与影响，指出了研究《尚书》敬语现象的重要意义。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

《尚书》这部最为古老的典籍,其文本的流传、文字的训释均存在极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审慎从事。本文认为对于《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由于可以据为信史的资料十分缺乏,在整理和研究中必须信守“阙疑”的原则。从文献资料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中,本文作者认为《古文尚书》不伪于两汉之际的刘歆,也不伪东晋的梅赜。其文本在战国中期以前应该已经产生。对于《尚书》文字的释义,应谊充分吸取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但决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注意“审辞气“,即将词语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研究,方可得出较为正确的理解而避免出现错误。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     

《古文尚书》晚出词语考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书的真伪是一种科学方法.遗贤、影响、其一曰、昏迷、来世、师古、放牛等词语仅见于《古文尚书》,终周秦之世杳无踪迹,直到汉代以后文献才“重新”出现.《古文尚书》中的这些晚出词,是作伪者“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向笔底侵袭”的明证,藉此可为《古文尚书》的辨伪提供证据.     

《尚书》我国第一部演说词集

《尚书》历来被认为史书,笔者认为《尚书》虽具有史料价值,但从整体上看,它首先是一部演说词集。因而连史家也不能不承认:“《尚书》的体例,既不编年,也不纪传,有类语录”。所谓演说(演讲),是有广狭之分的。狭义的演说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从《〈尚书·虞夏书〉新解》看金景芳先生对《尚书》研究的贡献

从《〈尚书·虞夏书〉新解》看金景芳先生对《尚书》研究的贡献郭守信人们以“浩如烟海”赞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尚书》则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部典籍。它记载了自尧舜以来到春秋之时的为政大事和旨要，可以算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