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特征和类型

权威主义政体是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与批判已有理论,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从政治权力角度分析权威主义政体的特征,从权威人物或统治集团控制社会的方式分析权威主义政体的类型,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的理解。     

法国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体沿革体现了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政治间的冲突,此种冲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中央集权的崇拜、对权威的渴求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法国的政体沿革中,权威主义政治在较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     

从东亚权威主义政权到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论

权威主义政权的作用是东亚崛起的重要因素 ,这给继东亚崛起之后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予重要启迪。在强调发挥权威主义政权作用的必要性、内容和如何树立中央权威等方面 ,邓小平对东亚的做法有借鉴也有超越。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探析

权威主义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但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它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权威主义的道路,并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新权威主义"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政治体制特征,也是叶利钦时代政治形态的延续及发展.     

从东亚看威权政体发展的阶段性和决定因素

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的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东亚各国威权政体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但是可以抽象出一定的共同的阶段性路径依赖.通过分析东亚威权政体发展中的阶段性和每一个阶段具有阶段性特点,寻找每一阶段人民的阶段性需求,试图找到实现威权政体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     

探求东亚的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国际政治发展的潮流,东亚地区主义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地区主义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而东亚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原因,其在区域内的合作有着自身的困难,针对这些困难,东亚国家应转变观念,寻求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的结合点,培育东亚意识。     

东亚区域主义治理的范式、效应与路径

以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类研究范式为视角,通过分析东亚区域治理中存在的纷争与和谐,探讨东亚区域治理前景中可能存在的累加纷争、累加和谐、纷争和谐抵补三类效应。针对当前东亚区域治理中呈现的抵补效应现实,认为促使东亚区域治理向和谐层面发展,应该从现实主义范式的大国治理、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治理、以及建构主义范式的规范治理三个途径共同推进。     

论二战后国外的教学研究

主要探讨二战后西方教学技术的研究、教学组织形式的研究、教学原理的研究和前苏联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的研究、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研究、苏霍姆林斯基教学发展论与教学法的研究.国外二战后的教学研究不同于二战前的教学研究,其特点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我们称之为"理论-创新"型的教学研究.     

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兼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问题

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生态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被指责带有权威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环境运动早期消极思想所致的权威主义表现;另一条是近些年来对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之间关系的质疑。指责生态政治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第一来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这种权威主义表现和观念在生态政治中的影响极为有限。后一条质疑是问题的关键。借助于对民主权利的讨论,辨识出民主需要绿色结果;通过对自治原则的讨论,辨析出绿色结果需要民主,从而在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辨性的稳固联系,明确二者的相融性,将生态政治从权威主义阴影的笼罩中解放出来。     

东亚儒家社群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以中韩儒家社群主义为例

东亚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社群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它在历史上呈现为中国儒家与韩国儒学为代表的典型类型.其中,中国儒家社群主义以"四书学"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韩国儒家社群主义则是以"礼学"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两种类型的社群主义尽管在历史形态上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却具有其作为东亚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品格.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亚式的儒家社群主义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其一是挑战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二是转化为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孰者更大?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实践的问题.     

新区域主义：构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新视角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文章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新权威主义视域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的根本原因解读

转型时期,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面临诸如进京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命相搏等非制度化方式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实行的权威体制。这一体制的实行是建立在我国现实情况和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是为实现现代化而作出的必然选择。权威体制所具有的弊端造成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的非制度化困境,成为不得已的代价。     

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人观,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重德轻法”的治国观.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质性,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通过对“东亚经济模式”宏观层面的“政府主导”、微观层面的“宗法式企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洞悉儒家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东亚经济模式”形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二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

自抗日战争胜利至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及随后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朝鲜半岛政策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确切地反映了远东美苏冷战局势变化和国共力量消长的历史进程。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分别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这种状况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战后非洲华人经济发展探析

二战后,非洲华人居留国(地)和祖籍国以及非洲华人的观念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对非洲华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非洲华人经济的变化发展又对居留国(地)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强了中非的经贸往来与友好合作关系。非洲华人经济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华人的适应能力,它保持了华人经济旺盛的生命力。     

欧洲与亚洲对二战的记忆反思

简要介绍了欧洲二战记忆研究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欧洲二战记忆的历史性演变, 并以中日为例子来谈东亚二战记忆的历史性演变。二战在欧洲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在东亚,二战与区域事务还是有着紧密且消极的联系。这是因为欧洲各个“中介”的良性“谈判”使得欧洲国家间二战记忆的差别在过去70年的演变中不断缩小,而东亚各个“中介”“谈判”的不顺畅则使得东亚各国在二战记忆方面的鸿沟不断扩大。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区主义与东亚经济合作的地域泛化

地区主义在二战结束后迎来了新的实践基础,焕发出“多样”和“开放”等特性。在东亚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东盟内部合作逐步发展到“10 3”会晤机制,这表明地区主义引导下的东亚经济区开放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入。在其自身打破发展障碍,寻求以开放实现完善、扩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地域范围,还是在由此引致的合作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泛化”效应。     

二战后英国移民生活状态探析

二战后的英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吸引力,每年都有大量移民进入英国。英国的移民政策也时松时紧。不同时代的移民都面临着身份以及如何享有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老一辈移民和新一代移民由于成长环境、历史记忆的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