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分途与魏晋杂传的文体生成

魏晋时期史学从经学的束缚下渐渐脱离出来,经、史开始分途。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繁荣与高涨对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杂传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杂传虽然受到文学的影响,并在语言、叙事上体现出文学性,但它依然保持了两汉史传的"本色",在体例、名称及分类等问题上明显地继承、发展了两汉史传。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 论语》 的成书及其“ 史传” 因素

《论语》一书与"史传"文学的关系颇为密切.其成书过程兼具集体移时撰作、书面材料与口传材料相结合等特点,与早期"史传"作品的生成过程相似.《论语》在西汉时期曾被看作"传",这与书中所含的通论、杂说和故事性内容有关.其名称中的"语",是一种以记言为主,亦兼记事的著作体裁,与"史传"文体要素有不少相通之处.《论语》的"史传"文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言事相兼的叙述体制、对人物"德行"的彰显等方面.《论语》的史传文学价值主要在于较为完整、全面和准确地记述了孔子的学思历程、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象.     

晚清时期宁夏基督教传播史考述

宁夏近代基督教史研究较为薄弱,且舛误甚多。宁夏基督教史始于1877年1月6日,在晚清先后经历四个阶段,即第一次内地会时期（1877～1895年）、宣道会时期（1895～1900年）、无差会时期（1900～1904年）和第二次内地会时期（1904～1912年）;晚清时期基督教在宁夏的传教效果欠佳,这与接受方、传播方的因素均息息相关。     

西方艺术丑的历史流变及其基本特征

西方艺术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古典时期,附属于艺术美;2.现代时期,开始与艺术美携手并进;3.后现代时期,挣脱艺术美的束缚,独立存在。在艺术丑的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五大特点:1.表现对象经历了由重外在到重内在的转变;2.创作手法经历了由再现到表现的转变;3.社会职能经历了由救赎功能到批判功能的转变;4.艺术特色经历了由尚共性到尚个性的转变;5.艺术风格经历了由“唯美”到“唯丑”的转变。当然,这些转变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论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杜威教育思想的社会和哲学基础

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1885～1903)是杜威教育思想形成的早期。这一时期,杜威在信仰和哲学上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因此,研究分析此时期杜威的生活世界和哲学转向有助于增进对杜威思想的总体影像,深化对杜威思想发生史的理解。     

《辽史·涤鲁传》校补

《辽史》对韩涤鲁相关事迹记载简洁,系统阐述仅有二百四十字,且错讹频出,致使相关研究工作难以顺利开展。2001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韩氏家族墓地的《耶律宗福墓志铭》经专家考释,即韩涤鲁墓志铭,墓志的问世对韩涤鲁及韩知古家族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传世史传、出土墓志、今人研究成果,以《耶律宗福墓志铭》为主干,补充韩涤鲁先世成员的相关信息,校补韩涤鲁仕宦经历的部分史实,勘证《辽史》记载的几点错讹,重编《辽史·涤鲁传》。     

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复杂编织——《祝福》的接受史研究

接受史研究能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确证提供参照。梳理《祝福》的文学研究史与教学解读史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的接受历程;在语文学科视阈下显示出由“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不应偏离与割裂,《祝福》的价值传播需获得学科建设的合力。     

藏族史传文学的三部曲

藏族史传文学的三部曲谢佐在藏族文学史上有三部史传文学著作是值得一读的，这就是《米拉日巴传》、《嘎旦嘉措传》和《夏嘎巴传》。这三部传记文学著作都有大量的佛家道歌附录于后，所以有的版本称这种合订本为《米拉日巴传及其十万道歌》、《嘎旦嘉措传及其十万道歌》、...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

在前四史的记载中 ,史臣对文人作品的注意并不多。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有关文人别集的记载呈现出由浅到深、由少到多、日趋具体的变化过程 ,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促进了文集的辑结和流传。正史中《文学传》的设立有机地改变了史学的体例和结构 ,其中史臣对史传人物的选择标准有一个从史学向文学的明显转变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及其文体形态的演化

西周以来的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德治＂主义的构建促使了重言、记言传统的形成,由此自西周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语类文献。＂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言、语、事语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所以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生成方式是不同的,整体上来说,这些文体形式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史官群体其自身社会地位与传史方式的变化。     

言语行为研究走向--兼论言语事件研究方法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本文通过对言语行为理论的综述, 揭示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局限性,进而指出言语行为研究应转向言语事件研究,即以言语事件为单位,在言语事件中研究言语行为,并就如何在言语事件中研究言语行为,介绍了四种研究方法.这四种研究方法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法、社会学研究法、批评分析法及语用研究法.     

黎族历史上刻木记事习俗浅析

本文通过对现存的海南岛五指山区黎族“刻木记事”实物和有关民族学文献资料的分析 ,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黎族社会中现在业已消失了的“刻木记事”习俗及其文化内涵。     

打破沉默,倾诉心声——评澳大利亚土著作家萨莉·摩根的《我的位置》

本文以萨利·摩根的<我的位置>为例,试图分析土著人是如何在寻找自己家园的道路上历经沉默、彷徨、好奇、言说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文章分别对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对待其土著身份和土著历史的态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土著民族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地文化主义之后,逐渐由自我束缚、压抑转变为主动去触动内心深处的"痛楚",揭示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身份得到确认.     

纪事本末谱新篇：读《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例有叙事完整明快的优势。《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突破近现代以来章节体风行的局面,依据山西区域特点,吸收各体所长,加以协调、变通、改进,使古老的本末体焕发青春,成为一部相当成功的新型地方通史,对中国史学发展是一大贡献。如能增加大事年表及相应的地图,则会更为完善。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旂铃”与“圣人振铎”神话——从文化大传统探寻“工史”如何“书世”

当下人文社科研究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两大转向语境下,书契与讽诵作为四重证据和文化大传统的重新发现,为因筛选、遮蔽和遗忘而导致的文字文献难解谜题提供了释读新视界。"工史书世"的基本方式,是工史身份递降和人类文明传承方式及技术变迁的物证。后世王者所追认的圣王谱系和神性祖先,原本是天神之子或可以借助神赐法器变形幻游通神的宗教领袖。职司书世与诗世的史官用事之物旂铃、玉瑹和圣人振铎、凤鸣衔珪等圣瑞建构均深植于神圣传统和法器信仰神话。     

高斯得诗歌“诗史”探微

宋末诗人高斯得,其诗歌创作以叙事为主,纪实与伤时并重,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歌。高斯得诗歌中有着明显的秉笔直书的＂诗史＂意识。他的诗歌创作以古体诗为主,通过组诗的形式更好地记录时事。其诗歌创作中大量的自注,解说背景、补充时事,使得其诗歌有着明确的＂诗史＂内涵。     

西欧言论自由的制度范式与近代转换

从制度思想史角度对西欧中世纪言论自由的实现及近代转换进行了初步考察。黑暗时期 ,政教分离的制度范式成为防止思想完全禁锢的有效屏障。在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阶段 ,绝对主义的制度范式在内容和结构上阻碍着出版自由的可能性 ;近代国家的立宪主义制度范式 ,确立了个体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和实现形式 ,在制度内容和结构上达成一致。奥古斯丁、霍布斯和洛克等分别为这些制度范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