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指瑕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附录的《文学史年表》依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系年,非常有利于教学与研究。但其中不免存在着系年有误、文字错讹、说法疏漏等多方面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证,可以对其中一些讹误进行纠正。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辨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每卷后均附有《文学史年表》,以时间为线索,为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等系年,对于使用者大有裨益。但是《文学史年表》中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辨别。     

胡适与文学史学科──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体认着科学的文学观念的学术著作,对我国文学史学科的初创,具有相对的示范意义。《白话文学史》的突出贡献,是以文体形式为线索,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势,影响了此后一系列文学史著作的编著;《白话文学史》的五大缺点,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目的的冲突。这些,都应做出历史的公允评价。     

再议《再生缘》的文学史价值

《再生缘》是明清弹词中较为优秀的作品。陈寅恪和郭沫若作为研究《再生缘》的“先驱者”,具有开创之功,也不乏研究的深度。但对《再生缘》的文学史价值定位,似需进一步斟酌。     

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从散文角度评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实系国学概论,而非文学史”。其后方有同在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     

《避暑录话》——宋代口述史的经典之作

《避暑录话》是两宋之交在政治、军事、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的耆宿———叶梦得的一部口述笔录。是书通过其门生和儿子之手,对其口授的由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众多遗闻趣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些遗闻趣事对订补宋代多方面史料之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屡被后人转引称述,得到很高评价,堪称宋代口述史的经典之作。     

《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竞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     

究际通变 匡发赋奥——评刘培先生《两宋辞赋史》

刘培先生是活跃于学界赋论方面,近期颇引瞩目的知名青年学者。《两宋辞赋史》即是刘先生沉潜宋赋研究多年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专著对于辞赋研究,特别是宋代辞赋研究是大有拓荒之功的。此外,这部专著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宏观方法论层面,融通文史哲,将宋赋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具象研究方法层面,采用究际通变,洞源索流的方法以图宋代赋坛真貌;文化史层面,发掘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史、文化史现象。同时又兼具实证之史实与滂沛之文采,堪称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     

《宋代唐诗学》评介

唐诗研究的学术史 ,也就是“唐诗学”的学术史 ,可上溯到唐诗繁荣的本朝 ,下至于当今。对唐宋元明清至现当代唐诗学学术史作全面梳理 ,将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盘点“家底” ,能够使人明了“唐诗学”已经走过的过程 ,发掘其宝贵的财富 ;更可以深化原有问题的研究和启示开辟未来研究的领域 ;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 ,融古贯今 ,更为科学。但是 ,以前还没有谁来完成这一全面而细致地清理唐诗学学术史的工作。宁波大学傅明善博士《宋代唐诗学》的出版 ,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他首先从一个朝代入手。正如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 :“到目前为止 ,…     

论宋代对《史记》中管仲形象的接受

宋代,对士大夫来说这一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历史时期,成就了他们独特的人格结构和精神世界.他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尤异于前人,其中对管仲形象的接受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宋人重新解读管仲的立足点也是宋代<史记>评论中普遍倾向的批评视角.     

宋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在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大量运用与集中阐说,表现为在诗评中开始广泛出现;在诗论中得到阐说和提升;在词评中也得以引入.这标示出了"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成型.     

宋代蜀中理学家度正生平考述

南宋中后期巴蜀理学家合州人度正,由了<宋史>的疏漏,致使后人多不能详其本末.本文就度正的家世生平、学术源流以及仕宦经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详细地考证了度正的生平事迹.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俗化”视野中的宋代文人及其词的创作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宋真宗朝"五鬼"

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皀，是宋真宗朝政治 舞台上极为活跃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 历史产生的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人们忽略了对“五鬼”作更深入、全面甚至是较为客观的研 究。本文从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了“五鬼”在真宗朝得势的原因；并从科举制度 、宋代经济和财政管理以及对宋代文化基础性的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五鬼”对宋代文官 体制的建立和宋代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而阐述了真宗朝在有宋一代历史发展进程 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宋代的"益俸"政策及反思

“高薪养廉”为宋代首创 ,也是宋朝的一项国策。给予官吏厚俸是为了促其廉政 ,然而得到的却是不廉的事实。本文通过对宋代实行“厚奉养廉”政策做了简略考察 ,认为“高薪养廉”是一个历史性误区 ,利用经济手段是难以促进廉政建设的 ;此外 ,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朝代 ,在人情大于法理的社会思潮影响下 ,往往“立法之制严 ,而用法之情恕” ,使得腐败现象不仅未能遏制 ,反而更为猖獗。     

初探邵晋涵编修<宋史>的宗旨

文章回溯了邵晋涵编修《宋史》的经过,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其编修《宋史》的宗旨,认为其宗旨在于宏扬民族气节。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