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个人":意涵、问题及前景

社会学的"个人"是现代性过程催生的重大历史产物之一,这一过程赋予了"个人"独特的现代性意涵.也造就了"个人"所背负的沉重问题:背弃自然、背对历史、社会共同性的迷误,这些问题表现了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严重扭曲.在社会互构论看来,个人的现代性意涵对于破解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和深刻危机有着根本性意义.故须开辟现代性的新走向,以彻底变革人与自然的现有关系;拓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视野,以理解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真实意义;阐析现代社会的共同性意涵,以重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

韩国现代社会因存在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的崩溃。韩国儒教经历了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以及现代儒学。儒教文化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后现代主义不能超越现代性

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从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现代人的认同危机与怀旧情结

现代文化的转型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大变动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危机最突出地表现为现代人对个体身份和集体同一性的认同危机。怀旧是现代人解决认同危机最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径。从时间维度上讲,怀旧就是保持自我在时间、历史、传统和社会中的“深度”;从空间维度上讲,怀旧就是寻找“在家感”,重建“本土感”。     

生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即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倡建立＂返魅＂有机论的后现代生态主义,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途径,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主张在保留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现代概念中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有机主义的世界观回归。这对处于＂现代化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历史契机。     

现代性视野中的发展问题

对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在危机的反思,形成了现代性理论。探讨了现代发展理念的合理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和危机形成的原因等问题。现代性视野中的发展问题的理论有其自身的理论价值与局限,对中国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性视阈下的大学文化建构

当前,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现代性隐藏的种种历史叙事和权力话语导致社会发展的深层困境和危机。大学文化危机集中表现为:传统观念的现代凸显、大学价值观念的功利化、频发的学术不端现象、大学信仰的缺失。基于此,高校亟须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现代文化;彰显中国精神;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从这些路径出发建构大学文化,促进大学文化包容性发展。     

论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范式之维

作为质的规定性,现代性已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语境。于社会论之,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运行方式和制度安排;于个体论之,现代性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应然状态和理论范式只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和诠释。在现代文化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现代性是文化变迁的前提预设,是现代性转型的动力机制;社会心理和思想结构的现代性离不开意识形态教化的现代转向,它成为现代性转型的价值诉求;现代性的知识形态具有方法论意义,并有成为文化转型理论范式的可能。作为方法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它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践化路径。当然,范式的建构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从理论预设、逻辑思路到实践路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终将与文化发展一道,大踏步前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意识——从人性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具有现代性质和意义。这种现代性质正是表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首先，哲学把本体论的范式转为生存论的范式；其次，理论在对人的规定和阐述中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霸权并实现了实践论的转向；同时，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武器”的功能，为个人生存境况的改善提供了一种参考。在批判和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指人本身的问题，为现代性危机中出现的人性危机做出了一种回答，由此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性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意识。     

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与现代性的身份认同

作为前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辅助形式,审美形式因其公共性精神本义而为上层阶级所据有;作为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主导形式,审美形式因其符号性价值而为人们所争夺。审美形式与身份认同由此呈现出如下递进关系: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特定的审美形式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特定的审美形式经由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提升自己的符号价值,审美形式由此超出美学而进入政治哲学题域,成为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但唯礼器信仰的前现代身份认同夸耀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价值,舍弃其所蕴涵的自然生命根基;唯形式扮饰的现代性身份认同高扬审美形式的符号性价值,忽略其所深潜的公共性精神本义,二者均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在现代社会生存论视野内,重返审美形式的源发性属性和自然生命根源,凸显审美形式的自律—他律性,以此建构自我—他者型的身份认同模式。     

现代性与时间

本文试图从揭示现代时间起源、结构与意义的角度深化现代性理论。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渊源于从犹太—基督教救赎史到启蒙历史哲学的衍化 ,其社会存在基石是作为世界性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直线矢量的现代时间以追求未来的无限进步信念构成现代性核心。现代时间对生命节律的过度强迫是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紧张对立的现代性根源。现代时间三维中“过去”、“现在”对“未来”的反抗与“未来”的演化 ,不仅是现代性种种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据 ,也是现代思想史观念运动的内在线索。现代时间的内在结构及其矛盾提供了深层认识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新角度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人和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困惑——以虚拟现实及其沉浸性为例

赛伯空间、虚拟现实以现代技术为支撑,体现了技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但它们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成因。沉浸性是虚拟现实的本质属性,是当代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交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当代网络文化的困惑,也体现了现代性的核心基础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敏感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危机、全球难题和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所包含的三个层次基本问题,其核心是维持自身对时代的敏感性。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时间敏感性,这是其实现干预世界历史旨趣的基础。但是,这种敏感性由主客体(理论／实践)辩证法所维持,并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造成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纲领之间的张力。在全球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核心是一种政治承诺的困难: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的现代性规划的缺失。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化和激进化趋向所导致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过分张扬而解放政治纲领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中国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含着社会主义政治承诺和物化的现代性社会结构之间的基本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需要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和社会批判功能之间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本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神圣的虚无——现代性视域下“身体”的启蒙与恶

现代主体意识的张扬,令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相继兴起。＂身体＂范畴是审美现代性的根基,自浪漫主义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重视,不仅影响了艺术精神、个体在世态度及价值伦理的抉择与建构,更构建了强大的＂审美乌托邦＂,最终导致普遍庸俗的审美主义和无边蔓延的虚无主义精神。因此,梳理与反省现代思想史中＂身体＂范畴的蕴义与嬗变,揭示它在现代个体生活中独特的＂启蒙＂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性的实质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纷争与危机。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现代性批判:一种从政治哲学立场出发的考察——对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

当前西方危机与现代性危机最深刻的症候,是在其最高知识权威的影响下,现代后期的某些学说(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学说)撼动了西方人的根基,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带来的实际后果主要表现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方式去解答对错、好坏问题不再可能。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对现代政治哲学隐含的这个前提的表达,那么,现代性批判的中心课题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之现代信仰的批判,它逻辑地包含了对恒久和普遍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试图恢复人们的自信,以便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