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状况——基于清前期蒙垦政策的考察

清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蒙垦政策,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官垦,其地权关系也开始产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为国有化的前提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进行官垦,导致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产生分化。在官地内,国有化的所有权对其使用权起支配作用,使得所有权分属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不同集团。就公地使用权而言,最初只归蒙丁所有,但是窘迫的生活处境加之宽放的蒙垦政策,蒙丁开始把户口地的使用权转租给汉人。这种被“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是国家默认状态下的蒙丁对户口地的次级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开始在蒙古地区出现。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状况——以西老将营村地契为中心的考察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在开垦过程中的社会状况值得关注:蒙古族是土地的主要出租者,地租以货币地租为主,出租土地的收入是可以维持其生计的;租地者主要是内地来绥的贫苦农民;道光年间是土默特地区民众的聚居方式及人口基数形成的重要时期;长期以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货币以铜钱为主.     

从呼和浩特城市演变过程看绥远城兴建的意义

归化城作为清廷将蒙古传统部落组织转化为一般地方行政单位最为彻底的地区,绥远城的兴建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绥远城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清廷对土默特蒙古地区的统治,提升了归化城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地位,同时在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构成上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土默特回回户口地浅证

在整理土默特地区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清朝道光年间“归化城蒙古民事府”的咨文.内容是回民马成恩控告杨根福吞没户口地、抗缴地租一事.这样的材料在呼和浩特地区是首次发现的.它对于研究土默特地区回族来源、时间,清王朝时期土默特族回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演变、进而对研究当地实行户口地的历史概况等,无疑有着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现将这份咨文全文抄录于兹,以资分析鉴证.     

试论清代在归化城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代为了防备准噶尔部,在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设置了军事驻防,驻扎了八旗军队。个中原因除了归化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之外,经济也是清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从农业、畜牧以及商贸等三个方面阐述绥远城驻防设置的经济要素,以揭示在该地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问题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军事行政管理措施及其意义和作用。作者指出,清朝主要以中央机构理藩院管辖蒙藏地区,其职掌主要包括审理案件、办理满蒙联姻事务、赈济灾荒、负责会盟、管理驿站、巡查卡伦、稽查户丁、管理蒙古王公朝觐与爵禄等等。驻藏大臣设置后,清朝对西藏事务的处理主要通过驻藏大臣来实现。在对内蒙古的管理方面,主要是设立了绥远城将军、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等军政建置。清朝管理蒙藏地区的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清代对蒙古地区实行的票照制度法律法规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在法律上有详细的规定,是清代封禁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表达.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     

日本学者研究清代呼市地区文书档案

据日本《东方学》杂志1980年一月号报道: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的日本东方学会第二十九届全国会员总会上,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森川哲雄发表了题为《“巴彦塔拉盟史料集成”中的康熙朝文书》的论文,专门研究了清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蒙古的文书档案。这项研究值得我国蒙古史、清史研究工作者注意。     

美岱召遗存之我见

美岱召是一座"城寺"结合的寺院。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成吉思汗第17代孙阿勒坦汗(俺答)曾在此居住,经历了蒙明战争、"隆庆和议"、"俺答封贡",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明清闽浙赣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与流民控制

明清时期,流民是山区开发伴生的社会问题之一。在闽浙赣毗邻山区,为防范流民滋事,明清两代长期奉行封禁政策。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山区开发的形式不同,流民各具特点,封禁实践亦相距甚远。明前期,从事坑冶的矿徒极具流动性和危险性,封禁执行严格。明中后期,从事造纸的槽工流动性相对较弱,官府允许其在封禁外缘地区进行毛竹种植和纸张生产等活动,封禁政策出现了松动。清雍正以后,从事土地开垦和农业种植的棚民,与山外的农民无实质差异,官府默认其开垦禁山,封禁饬令如一纸具文。这表明,明清两代应对流民问题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明代为防范叛乱而严禁人口流动;清朝害怕"天下有事",但施政时颇注意贫民生计,以致封禁徒有虚名。     

归化城喇嘛印务处的历史变迁

归化城喇嘛印务处作为漠南蒙古藏传佛教中心土默特地区的寺院管理机构,正式成立于清朝康熙年间.清代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藏传佛教在漠南蒙古地区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研究内蒙古地区惟一的藏传佛教管理机构——归化城喇嘛印务处的变迁,不仅有益于探讨藏传佛教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演变规律,而且有助于研究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的变迁,对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

归化城是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蒙古和新疆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在归化城设关榷税,随着汉蒙贸易、边疆贸易的发展,该关税额有较大的增长。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皮毛、粮食为主。归化城的商业构成以金融业、批发业、贩运业以及皮毛加工、餐饮旅店等业为主。     

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政策流变及成因探析

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的政策具有阶段性.从封禁政策到移民实边,再到归化入籍,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政策的变化,与朝贡体系的瓦解和崩溃有着密切的关联.中朝两国关系由传统东亚地区朝贡体系内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现代平等国家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两国逐步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逐步明晰,这是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政策逐步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清代归绥道外来人口与农业的发展

归绥道始设于乾隆六年,驻归化城,属山西省.归绥地区由于优越的资源条件,明朝时期便吸引了一部分汉人进入该地区租地耕种.清朝大一统后,随着放垦政策的逐步开放,一大批人口由于灾荒等原因迁徙至归绥道地区定居,进而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急剧增加,耕地面积随之扩大,粮食产量也有了大幅提升,从而改变了归绥道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也改交了原有的生态结构,最终实现了农牧交替.     

16～17世纪蒙古土默特驻地变迁探讨

16世纪初,北元六万户之一的土默特已经活动在以丰州滩为中心的地区。此后,随着阿勒坦汗的军事活动,土默特万户的驻地扩展到东起今河北省丰宁县一带,南至长城、黄河,西及阴山山脉西端,北至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蒙古国民族学资料中反映出至今在杭爱山、戈壁阿尔泰山一带分布着许多土默特人,正是上述情况的历史遗证。明末清初,土默特万户屡遭动乱,属民逃离。入清,清廷先后迁四子、乌拉特、茂明安、察哈尔等部落安插于土默特牧地,土默特驻地明显缩小,形成了后来的格局。     

民国三年: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转折点

民国三年(1914)提出的以发展地区经济为目的在归化城开辟商埠区的策略虽因社会动荡未能实现最初的构想,但绘制的“归化城开辟商埠图”中对呼和浩特城市道路体系的规划却为后期城市形态的演变勾勒出了清晰轮廓.呼和浩特城市形态在这一轮廓的限定下,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向着适合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民国三年是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转折点.     

喇嘛教对归化城兴建及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

归化城的兴建虽因互市限制条件过多而未能达到俺答汗进一步发展对明朝贸易的目的,但通过修建喇嘛庙将蒙古民众统一在喇嘛教信仰下的构想,却在明朝末期蒙古各部落政权竞争过程中及清廷扶植喇嘛教策略的倡导下得以实现.归化城的城市发展一直与喇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将归化城发生重大转折的几个历史阶段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喇嘛教在归化城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民国初年归化城牲畜长途贩运研究——以天义德商号信稿为中心

清代民国时期旅蒙商曾在归化城开设天义德商号,留有民国5年(1916年)11封书信。书信显示天义德号所从事的是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的牲畜长途贩运,同时也经营砖茶和日用杂货。天义德商号的牲畜经营是旅蒙商在蒙古地区从事牲畜长途贩运的典型代表。该商号在牲畜的采购、运输、销售上有成熟的经营方式。但是商号经营业务固定,在民国初年...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