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律服务的社会化转型

我国法律服务的实践表明改革法律服务制度和机制势在必行.我国法律服务存在着法律服务行政化色彩浓、质量低等问题.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是实现法律服务的社会化,即:法律服务主体的中立化,法律服务形式的多样化,法律服务运作机制的综合化,法律服务价值目标的社群化,法律服务管理的行业化.我国法律服务社会化转型有以下五个向度:从私人行为到公共行为的转变,从临时行为到制度行为的转变,从施舍行为到权利保障行为的转变,从道德化行为到法律化行为的转变,从日常行为到专业行为的转变.     

论心理学的解释学转向

哲学的解释学转向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理解”与“解释”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的维度。心理学的解释学转向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哲学溯源。在解释学转向下,心理学研究出现了三个转变：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从方法中心到问题中心的转变;从价值无涉到价值关涉的转变。解释学转向对于克服主流心理学面临的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八十年代政治经济新秩序

美国经济学界最近出现一股新的思潮,认为美国正在从大工业社会转变为“情报化社会”,其它发达国家也有这种趋势。这股新的思潮酝酿已久,井逐渐定型,同时也引起我国经济学界的注意,现将美国约翰·奈比特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译载如下,以供参考。     

非物质社会设计特征刍议

随着非物质社会的来临，信息的普及标志着社会的需求方式已经从“硬件需求”转变为“软件需求”，促使人们对非物质社会的思考与探讨与日俱增。设计观念和背景都发生了转变，设计走向“艺术与科学的边缘”。非物质社会设计更加注重“非物”的客观性和重要性，以设计终端的需求为己任，产生新的设计标准和设计特点。非物质社会设计本身呈现出设计伊始的多目的化与普遍化，设计过程的虚拟化与灵活化，设计理念的人性化，设计功能的超级化，设计形式的艺术化，设计消费的多样化以及设计保障的服务化等特征。     

现代化图书馆与人的服务意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仪器设备的使用,现代管理手段的引进,图书馆必将改变“藏书楼”的格局,而以一个崭新的姿态面对读者。它以其信息的增多,使用的快捷博得读者的青睐。然而,这一巨大的变化在到来之际,也将对我们的读者服务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更好地做好图书馆工作,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信息情报来实现图书馆的自身价值,笔者想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 从分析当前国际上“现代水平”图书馆的工作入手,可以看到图书馆工作现代化有四个要素、八个标志。这四个要素是: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与物质条件;图书馆工作的科学方法;现代化的科学管理;高效率地满足读者的图书情报需求。     

信息、知识与情报

本文论述了情报与信息、知识之间的关系,对信息、情报分别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尤其对情报,明确区分了情报与科技情报,指出情报既不能混同于普通信息,也不能囿于科技情报的狭小范围,对情报的范围作了界定;提出“情报是被当作社会集团竞争手段的那部分信息和知识”,指出情报工作的目标在于“采用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手段,搜集竞争对手方面的、与竞争活动密切相关的新信息和新知识——情报,并及时传递给己方情报需求者”,从而揭示了情报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存在价值.     

论企业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本文对人格化了的企业和自然人进行比较分析 ,提出企业具有的自身价值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和与之相对应的企业“经济人”、“社会人”角色 ,指出了现代企业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必要性 ,并指出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若干途径     

试论现代文献信息服务对图书馆人的要求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广泛应用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交流空前发展,信息、能源、材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技术支柱,人类正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对作为文献信息收集、整理、存贮、开发利用的信息工作机构的图书馆及其所承担的文献信息服务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的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产生了质的变化。图书馆由传统被动的“内向型”服务向积极主动的“外向型”服务转变,由“知识宝库”向“知识喷泉”转化,图书馆情报职能不断加…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

以“法律解释必然导致合法性问题”的论断为出发点,通过对西方理性传统中韦伯的从价值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理论发展、解释的传统与法律解释的的本体论转向以及哈贝马斯对法律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完善与深化的考察,对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谱系化的梳理,并揭示出,法律解释只有在合法性问题上站住了脚跟,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真正值得信赖的手段。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与传统语境下刑法解释“价值无涉”的特性不同，网络时代刑法解释呈现出价值判断介入过多的特点，虽然其有效回应了公民权利保障的诉求，但也埋下了“新刑法工具主义”的法治隐患。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初衷在于弥合高速变动的社会情势与立法滞后性之间的差距，但在刑事政策过度司法化、刑法解释论的内在缺陷等因素驱使下逐渐异化。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自身原因，因此解决路径也需要兼顾两者。在刑事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下，应当树立刑罚有限主义的理念，重视立法层面犯罪化的内容与限度，整合司法层面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适用，进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化。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范畴及其意蕴的深层变革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范畴的揭示,经历了从黑格尔主义的抽象的人转向费尔巴哈形式现实但内容抽象的人,进而转变为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人,再发展到阶级逻辑中的具体的人,最终成为摆脱一切“非人”的束缚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现实化、历史化历程。这一揭示历程也是马克思不断超越自我,实现其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变革的过程：从实体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变;从对人本质的抽象理解向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转变。     

人归社区鸟归巢：社区民间服务组织“居民之家”的服务模式

十几年前,当“社区服务”一词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演变成今天城市居民家喻户晓的一个通用词汇,社区服务的模式也从最初主管部门倡导的“开展互助性社会服务活动,就地解决本社区的社会问题”,逐步转变为融福利性、公益性和非盈利性为特征的社区社会服务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     

社会学视野下近代秘密社会生存模式变迁

秘密社会的生存模式可以从其组织结构形式、资源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模式和内部聚合机制等“显性”要素来进行系统考察;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这些“显性”要素随之发生了变化: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封闭型”逐渐向“开放型”嬗变;社会资源获取方式由“非正式”途径向“非正式”与“正式途径”交替转变;社会交往模式“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内部聚合由“价值导向”机制向“利益激励”机制嬗变。     

康有为晚年“天游化人”的人生状态与其书法创作

康有为晚年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从“济人经世”到“天游化人”之人生状态的转变,他晚年追求“圣、仙、佛”的艺术格局,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洗涤凡庸”、“不夹几许人间烟火”的精神境界。康有为晚年随着这种人生状态的转变和最后人格的完善,完成了“兼容篆、隶、碑、帖意味而圆融和谐,且大气雄浑,不失飞逸”的具有个性化的备美“康体”的创作。     

岂能用“多样和谐”来否定“一元主导”?

最近,在一本任务是指导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教学工作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当代中国发展新理念》的文章,令人困惑不解之处甚多。现在仅就其中一个问题,即“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这一点,谈一些我的看法。作者写道,“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从社会存在到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一元主导’性社会,即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就业形式、和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元主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逐渐呈现多样化的发展状态”,“社会日趋成为多样化社会”。因此,党的任务不再是强调“一元主导”,而是“力求保持各…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价值观念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但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发生了一定的偏离。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执政理念的提出，社会发展在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上发生了巨大转变，突出地表现在由“物本”到“人本”，由“先富”到“共富”，由竞争到和谐，由分散到统筹、由“失调”到协调，由外援到自主，由效率到公平的转变。     

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转变,从发展历程看,马克思哲学实现了由“抽象的人”的学说到“现实的 人”的学说的转变;从解释原则看,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单一的人道尺度”到“人道尺度和历史尺度统一”的转 变;从总体性质看,马克思哲学实现了由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人的存在与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的价值诉求

就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承诺来说 ,始终关注着人的存在意义。但与以往传统本体论和知识论哲学不同 ,马克思社会批判哲学的道义性是付诸“改变世界”功用性价值诉求及其价值解释的方法论。本文试就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的价值取向及其价值解释的方法论展开讨论。     

“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之间的冲突分析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本质上存在着同一性,但是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文学作品,都发现二者之间的冲突远远胜于同一。究其原因是人的异化。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进行分析,梳理出人的本质在异化中的背离、扭曲、缺损和瓦解,藉此来解释二者的冲突。     

因特网与知识产权

在谈到因特网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时,日本学者砂原秀树指出,因特网的最大优点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获取情报,并对这些情报进行再利用。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所谓的“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解释中产生的混乱。此外,情报的获取已能超越现存的社会结构(国境等),因而,这些情报与各国现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