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明诗选》的选编看陈子龙诗论中的“风雅之旨”

陈子龙等人编选《皇明诗选》的目的是借助对七子之学的重提来实现诗歌创作中风雅精神的回归。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应该合于大雅,有风人之旨,又能够止于温厚,无怨怼之词;在外在的方面,强调辨体,要求诗歌音节婉亮,合于一定的法度。《皇明诗选》的选编与陈子龙的社事活动与实学经世思想不可分割。     

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

作为中国美学雅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体现着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涉及到艺术生命精神的核心问题,只有遵循"雅者正也"传统审美规范,才能使诗文创作跃动着永不衰竭的活力,从而取得诗文创作的成功,凡是背弃和违背"雅者正也"的传统审美规范,诗文创作就会衰颓,就会丧失其所应该具有的充沛活力而陷入泥沼,萎靡颓废的东西就会泛滥.     

学术与人生的贯通——王国维“忧生诗学”与诗学话语的创构

所谓"忧生诗学",乃是基于王国维将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相贯通的诗学追求而言的。其内在动力为"忧生情怀";"形上之思"使王国维发现人生苦痛之因及解脱的审美途径;文学的审美解脱功能得之于"境界"的创造,"境界"的创造则来自于"有境界"的创作主体;通过提升创作主体之境界,创造出"有境界"的文艺作品,从而提升读者之境界,最终实现人生痛苦之解脱,寄托了王国维遥深的审美理想。     

古代诗学概念“句法”论

句法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一直以来关注甚少,句法概念的内涵在各种著作中也指涉不一,语法层面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句法本身的诗学意义.诗歌句法实质上是一个诗学范畴,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是指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句法既是创作方法,也是批评方法,句法的演进与诗歌体式格律变化与“诗家语”的追求密切相关.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先秦“诗教”传统的起源与兴衰

"诗教说"的提出虽然较晚,但"以诗为教"的传统却几乎始于中华文明的草创时期.夏商周三代,"诗教"传统一脉相承,并且成为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随着国家礼乐制度的解体,诗教传统亦盛极而衰,并开始了由官学诗教时代向私学诗教时代的转变.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继承并捍卫西周春秋初期以来的"诗教"传统,恢复并进一步突出了<诗三百>在礼乐教化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后代儒家特别是汉代"诗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诗”与“仁”——论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教是对周人诗教的哲学变革。孔子诗教以“礼义”为选取标准,以“兴观群怨”为思想结构,获得了“仁”之本质规定。孔子诗教推行对话式、兴发式教学方式,兴发式是师生共同对道德精神的召唤,对话式是师生平等主体与思想者之间的对话。孔子诗教确立了“思无邪”的价值准则,旨在培养“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诗”与“礼”“乐”共同实现孔子儒学的道德理想。此即孔子诗教的哲学意义。     

论陈子昂人生心态与诗风演变

在唐代前期诗坛上,陈子昂倡复古,主兴寄,以其鲜明的创作特色表现为唐诗发展进程的一大转折.足以代表陈子昂诗歌特色和成就的风貌,是在随着其人生经历和心态的不断演变中才最终形成的.陈子昂早年胸怀大志,在饱览山川景色之中流露出对前程的热望.落第及隐居期间,于迷惘失落之中表露出怀才不遇的忿懑.其后,两度从戎边关,再次激起诗人感时报国、拔剑而起的豪情壮志.然而由于诗人积极建言不被采用,反而受到压制打击,终于演化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幽愤.正是由此形成陈子昂诗中苍凉梗慨的主调,体现出深厚的心理内涵和强大的艺术震撼力.     

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论陈三立的诗学观

陈三立大量序跋、题辞、评语中勾勒其诗学观:一是养气作诗说,抟天地阴阳之气、物我相摩荡以作诗,养气须"胎息自然,不汩其真";二是诗来自于"志盛多感",然而,诗中志不可过于显露,须含蓄蕴藉,"志深而味隐";三是学诗途径,借径黄山谷而上溯唐诗,学其造句新警,追求"骨重神寒",避俗就奇,避熟就生,避速求涩.力创天然奇秀、富有馀味之境.陈三立评诗以格、趣、味为论诗权衡,再看诗中能否达意理、悟名理、寓识解.他也看重诗人之学识,诗风近于古人哪一家.其诗学观是他自身创作努力的目标,也是他在创作实践中的体会.他以其诗学观指导、鼓励、影响了一大批清末民初诗人的创作.     

壮志无可托,聊为吴会吟--陈文述诗心与诗歌论

~~壮志无可托,聊为吴会吟——陈文述诗心与诗歌论@刘靖渊$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论科技翻译的"达"和"雅"

科技英语翻译的首要目标是准确 ,但也不可唯“信”而不“达”不“雅”。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其“达”是行文严谨 ;而“雅”则是语句简练、通顺。本文就逻辑关系、汉语语言习惯和使用行话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做到科技英语翻译的“达”和“雅”。     

论陈子昂诗歌的艺术特征

陈子昂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诗歌革新理论,而且在诗歌创作实践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形成其诗歌鲜明的艺术特征,如多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昂扬激越的思想情感,雄浑刚健的诗歌风格等,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论“简”、“达”、“雅”与科技翻译

科技英语翻译的首要目标是准确 ,但也不可唯“信”而不“达”不“雅”。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其“达”是行文严谨 ;而“雅”则是语句简练、通顺。逻辑关系、汉语语言习惯和使用行话是科技英语翻译臻至“达”、“雅”境界的重要方面     

略论柳词的俗与雅

柳永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柳词的俗主要表现为：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坊曲生活；语言上，采用大量民间口语，极为通俗；词牌的运用上不墨守陈规，独创较多；词风则是侧重叙事的完整和描写的细腻，力戒艰深晦涩。同时柳永用雅词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写俗词，更使他的词作在中国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陈寅恪与屈原之楚骚精神

陈寅格先生对屈原十分仰慕,深受楚骚精神影响,置以为像兮,以开显其人格魅力.也正因如此,陈寅格先生所倡行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考究其源,应追溯到屈原及楚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