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民俗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兆元教授访谈

田兆元教授认为过去,大家对民俗学的定位很低、很普通,虽然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因素,但并不符合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定位和现实需要,民俗学应该是生活的华彩乐章。民俗学应该面向当下、面向于社会,这就需要重新诠释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概念的提出,就是适应这种需求而产生。政治民俗学和经济民俗学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民俗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认同性问题。民俗是要建构一个认同的体系。目前,中国民俗界对于仪式学的研究缺少一定的创新性和自主性,仪式美术具有非常强大的实际应用,仪式美术概念的提出将是一个新的学术课题。     

《民俗》周刊与中国20世纪早期民俗研究

20世纪前半期 ,我国民俗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 1 91 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时期。这是我国民俗学的发轫时期。第二时期 ,是成立于 1 92 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时期。第三时期 ,是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影响之下 ,各地民俗学研究普遍发展时期。其中 ,以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最为重要 ,“因这是承上期而展下期的总枢纽” ,由该会编辑刊行的《民俗》周刊(后一度改为季刊 )则是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阵地 ,其学术成就也属领先地位 ,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俗学、民俗文物和民俗博物馆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能够真正得到贯彻的今天,恢复和建立民俗学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从而,收集民俗文物资料和建立民俗博物馆的问题,也应该被我们博物馆工作者认真考虑。现就此发表管见如下:一、民俗学的历史和前途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学科,就国际范围说,它约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它兴起于五四时代,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由收集歌谣开始,发展到研究民间风俗习惯和信仰等。一直到三十年代,我国民俗学都处于发展中;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冷落下来。中     

西方民俗学视野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以周作人、闻一多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从中国文学的源头和经典取材,用西方民俗学的观念和方法重读古代经典.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民俗学在学术、学理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均表现出对本土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适用性.90年代末至今,结合民俗学方法的古代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本文认为,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不能截然分开,民俗文化的琐细方面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自身生活,透过习俗可以到达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把作家和作品放在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民俗文化层面上观察,从而达到对文学的主体--人的精神源泉的一般把握,这样我们的研究将更有作为.     

民俗学、民俗文物和民俗博物馆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能够真正得到贯彻的今天,恢复和建立民俗学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从而,收集民俗文物资料和建立民俗博物馆的问题,也应该被我们博物馆工作者认真考虑。现就此发表管见如下: 一、民俗学的历史和前途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学科,就国际范围说,它约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它兴起于五四时代,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由收集歌谣开始,发展到研究民间风俗习惯和信仰等。一直到三十年代,我国民俗学都处于发展中;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冷落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门以人民群众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本来应该得到健康的     

关于民俗学的几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曾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七人联名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推动了我国民俗学的发展。本文是在辽宁省民俗学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作者对民俗学的名称、定义、来源、对象、范围等都做了精辟的阐述,同时对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史也做了简略的介绍。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要建设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俗学、成立全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专门刊,物等建议,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相信,老学者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生活世界:民俗学的领域和学科位置

尽管现代民俗学已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可是,世界民俗学家一直未能建立起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以至“民俗学是否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了世界学术界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一门学科的地位首先是由完整而独特的研究领域所确立的。民俗学涉及行为层面的风俗、信仰层面的俗信迷信、语言层面的     

论精神生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唯物史观与三种生产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史就是人类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历史。马克思在研究生产范畴的一般规定时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页数)。“广义唯物史观”的“生产”范畴,较经济学和狭义唯物史观的生产范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包含三个内容:人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所谓生产,首先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和种的延续活动与过程,它又包括人们为满足物质精神需求与其他     

民俗学翻译期待学术批评

中国民俗学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翻译西方民俗学论著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误译,妨碍我们对原著思想的正确认识,影响我国民俗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在民俗学界开展全面的、系统的、客观的翻译学术批评是我国民俗学事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

面对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国的民俗学者感觉到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喜忧参半的两难境地。结合德国民俗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与传统文化遗产问题的纠葛,着重探讨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即民俗学义不容辞地承担传统文化保护职责的"原罪"意识,关于民俗主义讨论的出现和兴起为民俗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和契机,民俗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学科取向以及学科的自我认同。通过探讨认为,对文化连续性和文化变迁力量的探讨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任务,尤其在社会、文化发生急速转变的当今中国,民俗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化保护。为了使民俗学的文化批评获得相应的力度和质量,民俗学科的社会科学取向则是一种顺时应变的睿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之间,民俗学不存在两难选择。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门类是根据民俗学的范畴列出的,民俗的事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却出现了逻辑混乱问题:种属相混,如民俗本是一个大的概念,结果列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使得人们对民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保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俗文化和民俗学学科。实际上,民俗的文化意义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更为重要,非遗保护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民俗学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文化建设的理论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俗学研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对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柳田国男和日本民俗学

柳田国男(1875—1962)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也是日本口承文艺研究的泰斗。日本民俗学在他的倡导之下发展起来,日本口承文艺研究,也从他开始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柳田先生对民俗学的倡导,开始于明治末和大正初年。但比较明显的时期,却是在大正十年间。大正九年(1920)七月,他在日本三田史学会的例会上,作了《关于口承文艺的范围》的讲演。九月份又三次作了民俗学的公开讲演,开了日本口承文艺和民俗学     

民俗研究的哲学根基——来自哲学家巴赫金的启示

在我国的民俗学研究中,有关外来文艺理论和人文思潮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超语言学理论以及类型理论对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更新与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某种理论性的说明,也可以为国际民俗学未来的实践导向提供某种伦理性的学术基础。在其烛照之下,民俗学领域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有了理论的借鉴参照的价值意义,这对于我国的民俗研究,以及当代整个的民俗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开拓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也具有启示意义。     

王念孙父子《广雅疏证》在汉语研究史上的地位

<正>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广雅疏证》一书,是十八世纪中国语言学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书和与之同时代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问世,标志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已进入到近代语言学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两百年来,研究中国语言学的,不论中外学人,莫不推崇。王氏父子所造成的卓越功绩,今天即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来作衡量,这部书确实也有不少不可磨灭之处。近来重新检读此书,弥觉有味,仅就此书的写作经过,此书的出现在汉语词汇词义研究史上的进步意义,此书的主要依据和作者的方法论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正于方闻之士。     

论民俗学体系的重构与应用民俗学的建设

论民俗学体系的重构与应用民俗学的建设陶思炎民俗学是以传承性文化为考察对象，以神话学、传说学、歌谣学、风俗学等为基础，已发展成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由于民俗学是以记述和阐释文化模式为主旨，因此其发展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补充与推进。随着我国民俗学理论研究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形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俗学经历了一个恢复、嬗交和发展的历程,至今,依然处于学科不断完善和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呈现出具有鲜明当代特征的理论形态.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俗学科的重新认识,二是对民俗学范畴的体系拓展,三是对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论民俗学之“民间”

民俗学之“民间”是一个包含文化地域与民众群体两方面意义的概念,它承继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含义又有所发展,其中表示群体意义的“民间”即“民”是第一义的,是构成“民间”的基础,因此“民间”取决于“民”的界定,而民俗学史上不同时期对“民”认识的不同造成了“民间”的非稳固性或者说流动性。作为研究“民”和“俗”的一门学科,“民间”是民俗学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是本源,“民间”问题是一个贯串民俗学史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民俗学之“民间”还意味和象征着民族固有的深层文化,并以母体的形式向表层文化输送养料。     

民间文学视野下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儿歌研究——以《歌谣周刊》为中心

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歌谣周刊》为阵地的儿歌研究者,将儿歌置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理论视域之下,对其加以整理、分类、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仔细梳理了其研究的学理脉络,认为《歌谣周刊》中的儿歌整理和研究,存在着一个人类学趋向。具体表现为:其一,搜集、整理、研究,日益关注于儿歌念诵的情境性;其二,逐步开始以西方人类学理论为武器来阐释儿歌的文化意义。     

学术运动对于常规科学的负面影响——兼谈民俗学家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学术担当

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家"多数由民俗学者变身而来。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非常尴尬: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常规研究的停滞也将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对基础研究以及既有范式的放弃必将导致民俗研究后继乏力;而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     

回到原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

由于社会、历史等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自创立后便在一些国家偏离了知识论的学术方向。在当代中国,民俗学与人类学严重叠合,难分难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让人们看到知识论的取向才是民俗学最恰当的学术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俗学在当今时代的深化,民俗学学者应积极地投身到这一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