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使俄路线考

１８９６年２月１０日,光绪帝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李鸿章的出使,是清政府位望如此之隆的重臣的第一次出访。当时在中国攘夺甚烈的列强,对李鸿章此行十分重视,都想把他首先抢到手。因此,李鸿章的出使路线,不仅是一个所经地点和访问次序问题,而且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台湾学者李宗侗在所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一文中写道,李鸿章在出使途中,于“三月初十日公历４月２２日抵马赛,俄派王爵吴克德托密斯乌…     

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

唐代敕使印度的外交家王玄策应为曾出使大夏等中亚古国的王名远,二者为名与字的关系;《大唐天竺使之铭》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去程所刻,该序铭对于廓清"吐蕃—泥婆罗道"的南段走向十分重要,并是王玄策途经该道宝贵的标志性遗迹;王玄策数次出使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道"与西域古丝道,历次往返及相关事迹多可进一步考证,其中亚、陇右之行意义亦很重大;唐宋之际撰成的史书及佛教典籍所见《西域记》并非裴矩《西域图记》或玄奘《大唐西域记》,而多指王玄策《西域记》,《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保存了佚失千载的唐官修《西国志》的许多内容。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韩国华出使高丽及其影响

韩国华于雍熙二年出使高丽。宋廷对他出使的预期是使高丽能出兵境外 ,令辽在未来与宋的作战中有后顾之忧 ,起到牵制的作用。韩国华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 ,完成宋廷所付使命。因其出使而开创的“联丽抗辽”政策成为宋代对外策略的一个中心议题 ,宋朝每次锐意强国 ,志下燕蓟 ,都伴随有联合周边力量 ,尤其是联丽的呼声。同时韩国华的出使也对高丽历史命运和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朝时期日本留学僧译经大师灵仙考

留唐日本僧人灵仙,是参与汉译佛典的唯一的日本僧人,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此博学的一位高僧,却没有人为其树碑立传,成为千古之谜,需要后人作进一步的考证.     

论唐玄宗与佛教

唐玄宗对佛教的态度,采用了限制和利用的政策,只不过限制和利用的程度,前后期有所区别:由前期的严加限制为主,到后期的择而用之。这既可从他在位期间颁布的诏令中,也可从他礼遇佛教高僧,尤其是密教高僧体现出来。     

东福寺藏《佛鉴无准禅师行状》——南宋寺院制度补论——南宋寺院制度补论

序言无准师范（佛鉴禅师,1177-1249）,禅宗五山第一位高僧,身负径山寺的国际化,在中日禅宗史、中日交流史上也是少有的著名修行僧。京都（日本）的东福寺保存着与无准师范有关的两篇行状,现都寄放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中。一篇是德如笔录的《纸本墨书无准行状记》5幅,     

两宋出使辽金诗阐论

两宋政权与处于北方的辽国和金国外交往来最为频繁。宋朝使臣肩负着国家使命,不仅履行着出使的职责,而且将见闻与思考作为基本素材,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出使诗,记录异国风情,但创作视角却不尽相同,或呼吁和平统一,而预期国家和平的基调却有所不同;或倾诉思乡思归之情,但使金诗承载的内容更加丰厚。这些出使诗深受宋朝与辽、金政权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     

个体记忆：《北行日录》与《揽辔录》淮燕行程的别样书写

南宋乾道年间，楼钥与范成大先后出使金国。在金国境内，二人从淮河至燕山城的行程大致相同，其日记体行程录《北行日录》和《揽辔录》的书写却呈现出别样姿态。由于出使时间不同，楼、范途中所录时节风物和时事见闻自有客观差异；而出使任务的轻重、在使团中地位的高低以及人生阅历的深浅更决定了书写的主观差异。楼钥赴金贺正旦属于常规礼仪性出使，途中所受礼遇颇优，心态相对轻松，故书写赡详；范成大使金乃特派泛使，肩负祈请归还宋室陵寝以及更定受书礼的艰巨任务，有生命之虞，故书写促迫。楼钥为使团中级别较低的书状官，行动略自由，淮燕行程中可寻机访谈遗民，故语言书写居多；而范成大为正使，行动受严格监视，鲜能深入民间，但可接触金国军政高层，故偏重官制、历法、路制以及文武百官履历的记录。楼钥使金之际刚过而立之年，尚未入仕，而年逾不惑的范成大已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淮燕行程中，前者观察多停留于事物表层，文笔尚显稚嫩；后者思虑恂达，观察深入腠理，文笔更胜一筹。《北行日录》和《揽辔录》承载着楼、范二人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个体记忆，保存了别样的历史镜像，珠联璧合，弥足珍贵。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整个秦汉时期,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龚用卿《使朝鲜录》的史料价值

《使朝鲜录》是龚氏记录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经过的一部日记 ,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 ,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 ,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这些是我们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龚用卿《使朝鲜录》作简要介绍 ,对其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     

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     

感情历史的诠释──《停滞的帝国》与中西文化比较观

感情历史的诠释──《停滞的帝国》与中西文化比较观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两个文明在极具象征性的礼品交换中猝然相遇了。第一位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作为回赠，乾隆让人给了他几...     

唐代内地经吐蕃道与印度的佛教文化交流

唐初,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以及唐蕃友好局面的形成,使得内地经吐蕃出泥婆罗到印度的一条新通道即吐蕃道随之畅通,成为内地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主要表现在:经吐蕃道许多内地僧人不畏艰险到印度求法,印度高僧不远万里来内地弘法,官方使节往来对两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推动以及印度佛教和内地佛教在吐蕃的碰撞与交流.     

从郭嵩焘出使看中国的近代化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郭嵩焘作为首位常驻大使出使英法.郭嵩焘出使的凄凉结局预示着中国近代化的挫败.通过郭嵩焘出使的始末可以理解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必须经过痛苦的、长期的、曲折的历程.     

略论藏传佛教后弘期 宗喀地区圣人圣迹向圣地的嬗变

藏传佛教后弘时期许多高僧在安多宗喀地区静修传法,并留下了诸多弘法圣迹。由于他们的宗教威望和护法活动,留有圣迹的地方逐渐成为信仰者供奉和祭拜的场所,在藏传佛教复兴的态势下,各教派相继形成,弘法高僧遗留圣迹的地方宗教功能和地位处于上升状态,逐渐形成了具备佛、法、僧三所依的寺院圣地。本文就藏传佛教后弘期安多宗喀地区诸多高僧游历传法典型的遗留圣迹、弘法修行处进行了梳理,并就遗留圣迹和修行处向宗教圣地的嬗变进行了论述,进而使学者从新的视角开展藏传佛教神圣空间的研究以为引玉之砖。     

《高僧传》校点献疑

前时笔者撰《〈高僧传〉校点札记》、《〈高僧传〉校点商榷》、《〈高僧传〉校点拾零》,凡举中华书局2004年4月第4次印刷本《高僧传》(汤用彤先生校注、汤一玄整理)校点可商之处13例,发表于《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第5期和第6期。近来又新发现可商之处5例,敷衍成文,以为续篇,     

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雄证——清代“笃信禅师”名号考

“笃信禅师”名号出自于《清实录》,记载的是甘肃卓尼著名藏传佛教高僧棍噶札拉参因调停藏尼冲突有功,清朝中央政府赐予其上师转世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称号。但棍噶札拉参的个人传记中记录的是棍噶札拉参本人获“笃信禅师”称号。其中所涉两位历史人物:一位是驰骋疆场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军喇嘛”一世喇嘛噶绕棍噶札拉参,一位是对西藏政教产生重要影响,维护了祖国统一、西藏地方稳定的摄政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名号归属问题,恰恰也反映出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对中央政府的绝对拥护,藏传佛教高僧所拥有的爱国品质是藏传佛教爱国传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将就此名号归属问题作相关讨论。     

唐代南海交通与佛教交流

海洋是沟通世界各国的重要通道,是不同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海上航路把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以及美洲联结在一起,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成为东西方佛教交流的最重要孔道,不少高僧大德循海陆两路往来于中土、天竺之间,由海路者多取道交、广,循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通往长安、洛阳和其他通都大邑。求法僧人在天竺诸国礼胜迹,取佛经,研佛法,转辗于室利佛逝、诃陵等东南亚国家,最终回到中土,潜心研修,翻译佛经,为弘扬佛法作出卓越贡献。     

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外交收获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无疑是一次失败,但在出使失败的主旋律中,也夹杂着一些使团出使取得收获的讯息。马戛尔尼使团通过与清政府的实际接触,从反面对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收集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经济、军事情报,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英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