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24日至2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中国     

略论《宋登科记考》的体例

当代学者编著的《宋登科记考》最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如何评价这部著作以及这部著作有怎样的学术意义,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此,《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宋登科记考》的学术价值。     

科举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关联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反思,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的实态逐渐被还原。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虽然科举制度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在古代社会,这一制度能够不按血统和身份,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困扰,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根据一个人的才学来决定其参政权,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在2008年11月于武汉大学举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顾海良校长在讲话中对科举制多所肯定,冯天瑜先生的讲话多次提到“科举精神”,指出在吸取科举制度教训的同时,应积极发扬科举精神,将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宋登科记考》成书的回顾与展望

当代学者编著的《宋登科记考》最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如何评价这部著作以及这部著作有怎样的学术意义,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此,《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宋登科记考》的学术价值。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

当代学者编著的《宋登科记考》最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如何评价这部著作以及这部著作有怎样的学术意义,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此,《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宋登科记考》的学术价值。     

宋代书院及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宋代书院渊源于唐末五代的私人讲学机构 ,是一种制度较为完备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书院在宋代蓬勃兴起 ,与官学、私学、科举制度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演变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书院颇具特色的教学和研究活动、自由争辩和讨论的学风、求真求实的问学精神等等是推动宋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地域和家族视角看《宋登科记考》的文化价值

当代学者编著的《宋登科记考》最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如何评价这部著作以及这部著作有怎样的学术意义,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此,《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宋登科记考》的学术价值。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值得注意。自太祖后期到真宗朝后期,是特奏名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特奏名人数的大幅增加,也显露了它的某些弊端,因而在士大夫中要求废除特奏名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终宋之世,特奏名制度仍存而不废,其主要原因,除了最高统治者为贯彻重文抑武、牢笼士人的祖宗家法以外,特奏名本身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也是重要原因。     

引领科举文化研究热潮展示明代文学研究新貌——“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科举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科举学以其求真的学术品格、开放的学科体系,在保存历史、认知规律和阐释文化中.给人以新的启迪与借鉴.科举学研究表明:科举时代的教育并非只有"应试教育"而无"素质教育",我们应保存和重构完整的教育史;科举考试的某些规律至今仍发挥潜在作用,值得深入探索与观照;科举考试虽产生考试崇拜的负面影响,但它所蕴含的公平竞争的人文价值,足可与古代奥林匹克体育竞技精神、当代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精神相媲美.     

十年成一剑,鸿基自兹始——评傅璇琮主编的《宋登科记考》

在学术研究领域,任何一项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有关宋代科举的研究,虽然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既不如唐代科举研究那么兴盛,也不如宋代经济史、宋代政治制度史、宋代官制史等专门史那么深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科举的基础性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6月24-26日,来自北美、新加坡、台湾和大陆的近80位学者汇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了＂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历史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会议收到中外学者的论文50余篇,内容涉及北美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美汉学家和华人学者研究;新清史、妇女史等专题史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诗歌讨论;北美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多方面问题,体现了当前北美中国学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进展。     

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宋代家族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聚族而居”,成为一种颇为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并与魏晋时期以庄园制为特征的同姓聚居形成了区别,这种区别或者说转变被视为近代封建家族组织的雏形。这也成了历史学界的“通识”。但与历史学界对宋代家族研究的热情相比,文学史界对宋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便不免显得冷落了。     

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创新之作--《中国象征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云南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三家联合主办的《中国象征文化》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9月15日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举行,来自上海、北京、云南三省市出版界、新闻界、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     

独辟蹊径的理学新作——读《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陈谷嘉教授经过长期研究,终于由湖南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了《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该书是岳麓书院学术文库·中国哲学研究系列之一,全书共41万字,除绪论、概论和后记外,分三编共十三章.捧读之余,深感其著作具有真知灼见.     

《泰山与中华文化》：大文化视野下的泰山研究

泰山文化被称为“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与中国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等等都具有密切关系。在2001年“海峡两岸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上，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的著名泰山研究者周郢先生对新世纪的泰山研究进行展望，提出今后若能多方联系，触类旁通，与重大历史文化课题或显学“对接”，则有望取得超出泰山研究领域的学术硕果，引起与会学者的充分关注。其前出版的《泰山与中华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便是这一学术思路的初步总结。     

神话学的学科反思与创世神话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神话研究的当代走向”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11日～13日,“中国神话研究的当代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本次会议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平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院研究所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民族文学》编辑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以及《长江大学学报》编辑部共同协办。来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