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

“社会制约权力”中所说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社会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即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达尔在孟德斯鸠、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集团的统治”学说，乃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支柱。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则依赖于市民社会对资源占有量的大小、各种利益集团的崛起、律师队伍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律与自治。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实现

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就是“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或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获得政治功能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论述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之政治功能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它保证理性地解决政治问题,而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以社会交往的理性化促成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理性化;它赋予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以规范化了的地位,并以自身坚持的公共性原则,成就了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系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探讨逐渐增多,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三方面。（1）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孕育中产阶级等。（2）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有助于塑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3）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竞争制约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作用;社会组织缺少独立性和持久性,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少数极端反民主的社会组织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威胁等。反观这些研究还可以发现,学界对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讨论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市民社会决定论,过分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二是限制市民社会发展论,夸大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消极作用。对这些认识误区必须保持警惕,从而正确对待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努力把市民社会培育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因素与重要力量。     

市民社会的发育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撮据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要积极椎进法治的进程,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探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利实现良性互动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要件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即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该模式实现的基本路径应是从统治性行政到民主性行政，从行政集权到有限分权，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洛克论公民社会的原则

洛克认为公民社会应该保留自然状态的优点而避免它的缺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公民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即保护人民财产;维护人的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数人同意的原则。他还特别从反面论证:奴役绝对不是公民社会的原则或状态;君主政体完全不可能是公民政府的一种形式。从总体上说,洛克对于公民社会原则的阐述是明确的和合理的,但有的内容仍有可以质疑和深入辨析的地方。     

洛克论权力制衡

洛克深入探讨了公民社会中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问题。人民(人民共同体)、立法权、执行权(包括对外权)三者之间,既有权力高低之分,又是相互制约,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各种权力分开并相互制衡,是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目的和各项基本原则得以实现。洛克权力制衡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立体的权力制衡机制——美国分权制衡五重奏

美国的分权制衡体现在五个层面上: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分权制衡、三权分立制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制衡、政党间的分权制衡、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这五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非完美,我们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     

市民社会对人权的建构

对于人权的起源与发展,要从市民社会理论探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才形成人权要求,市民社会确认了人权主体和基本人权,并对这种人权实质做了揭示。在人权实现上,马克思认为基于政治解放局限性无法充分实现人权,市民社会中的人权存在极大不平等性,只有变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人权。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个人概念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青年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最终导致了个人分裂为市民和公民,这一分裂意味着个人要么是纯粹个体和利己的存在者、要么是纯粹普遍和虚幻的存在者。为此,他提出只有人类的全面解放才能彻底消除这种分裂,才能使个人同时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青年马克思所主张的这种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个人”,不仅构成异化劳动思想的切近前提,还间接地影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个人”的理解。     

政府改革引致的社会中介

政府治理模式的最新转变表现为"善治"的出现。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在我国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向社会中介的分化。社会中介是政府与社会的联结纽带。社会中介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土壤。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中介发展壮大的推进器。我国的社会中介行业已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