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初探

<宋史·礼志>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记载较为系统与丰富,包括总体和局部两种情况;二是保存了部分珍贵史料,如诏令奏议、礼论等;三是订正他书讹误与不足,有时间误、人名误、职官误、地点误等;四是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论阿英的史料观与中国新文学史料学

［摘要］阿英的史料观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历史主义史料观。阿英的新文学史料工作,在观念、对象、方法方面,具有值得注意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些成就和特色,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建设,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启示。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与其传播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观念,是影响通俗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制约或促进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在以诗文为正统、雅文学的传统里,明代通俗小说地位十分卑下,因此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创者、刊刻者、评论者要为通俗小说张目,首先是＂尊体＂、＂正名＂,论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文体卑下的通俗小说,与史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是鼓吹通俗小说的教化作用,阐释通俗小说的＂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的社会功能。再次是着力宣扬通俗小说的消遣、解闷、新听睹、佐谈谐的娱乐功能。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明代前期词学观探析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论宋代辞赋

文章就宋赋的地位、宋人的辞赋观、宋代辞赋诸体,宋代辞赋的艺术风格及其演变过程等加以论述。     

明代的文学选本

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集类古诗文选本为主,旁及经、史、子部,通过勾稽梳理和深入研读,勾勒出了明代选本的发展脉络,并分类汇总,概括了不同选本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代选本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