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育龄妇女生育经历与其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关系分析

文章从妇女自身意愿,也就是妇女对子女需求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初婚年龄、户口、工作、居住地和所属地区、生育经历等对妇女意愿生育孩子数的影响,特别是考察了妇女自身的生育经历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并将年龄与生育经历的交互作用考虑进去。生育经历作为一个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变量,与年龄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选择。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本文基于2006-2007年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调查数据,对江苏省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性别蛄构和生育第一孩的理想年龄进行了定量描述扣二分类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组的减小,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子女数逐渐减少,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一孩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理想子女数为二弦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理想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比例逐渐增加。理想子女性别为一男一女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性别为一个女孩的比例高于理想性别为一个男孩的比例;生育第一弦的理想年龄在逐渐增加。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经历等因素对独生子女理想子女数为二胎以及对生育的子女有明确性别期待具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具有单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因人而异。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她们的意愿和行为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应当把她们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对待。     

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构建模型,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众多因素中,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禀赋、资本禀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禀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将划分生育场域边界的地区变量纳入模型,显示不同区域间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别,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东北部地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未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制定、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的2007年基线和2010年跟踪数据中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妇女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重新架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当政策赋予人们生育二胎权利时,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当的确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时,妇女会进行理性考虑,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生育计划的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Stalled Fertility Decline in Egypt,Why?

After experiencing rapid decline since the 1980s, fertility in Egypt seemed to be stalling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In an effort to identify the population seg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stalling, this study considers fertility trends of women from three standard of living strata (low, middle, and high). Using data collected by the 1988, 1992, 1995, and the 2000 Egypt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women from high and middle standards households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stalling of the fertility decline during recent years, and that prospects for a lower fertility in the future is limited, once the gap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closes. This means that the expectation of achieving replacement fertility Egypt within the next 15 to 20 years is in doubt if the current trends in the both actual and desired fertility of the middle and high strata continued. The key for future decline in fertility is the decline in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below the current level of 3 children by at least one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fact none of the three population segments expressed a desired fertility below 3 children deprived the society of a vanguard group that leads the rest of the society to replacement level fertility.     

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目的的调查研究

文章利用2007年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甘肃省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不断减少,已经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意愿生育性别倾向仍然广泛存在,期望生育一儿一女是大部分甘肃居民最为普遍的愿望,意愿妇女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仍是目前最重要的生育目的。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本文使用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应用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对已基本完成生育周期且可生育二孩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以意愿生育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Fertility and desired fertility: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ailand

Summary The validity and usefulness of 'desired additional children' and 'ideal family size' as predictors of fertility are analys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longitudinal survey data from Thailand. First, the extent of measurement error in these variables is considered,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rror variance and the true variance are of similar orders of magnitude. Secondly, the changes in attitudes subsequent to births and deaths of children are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additional children desired is decreased by births and increased by deaths, but less than would be expected if 'desired additional children' represented an unchanging target family size. 'Ideal family size' is almost unaffected by births and deaths. Thirdly, the contribution of attitudinal variables to behavioural models is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desired fertility is explained no better than fertility in a standard economic model. A birth function separating desired children from identifiable physiological factor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dicated that the former was just significant. A model of contraceptive acceptance also found desired fertility to be a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Thus, desired fertility can b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to behavioural models. But on the whole, its explanatory power was weak,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independent use of this variabl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on models which relate fertility to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direc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