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农民"国民待遇"的法学思考

导致中国农民长期受歧视的制度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又出现了农民因身份而受歧视的两个突出现象:一是因违法征地造成大批"三无"失地农民;二是在城市里农民工备受歧视.给农民"国民待遇"是中国政府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为此必须切实采取下列两项对策:一是确保村民会议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决策主体;二是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不应低于国际迁徙工人的权利.     

关于农民地位与脱贫问题的思考

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日益凸现.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不可避免地降为"二等公民",这是导致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使农民尽快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其根本措施就是消除对农民的歧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消除对农民在金融、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户籍、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歧视,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     

我国农民的二次大解放--家庭承包经营、城乡一体化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农民经历并将经历两次历史性大解放,第一次是从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实行家庭承包;第二次是从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前者发生在农业领域里,后者超出农业领域(乃至农村领域).我国农民只有经历这两次大解放,才有可能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走上富裕的道路.     

关于“农民”概念的逻辑审视——基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农民。什么是农民,谁是农民的问题就是摆在乡村振兴面前需要厘清的问题,只有把"农民"的逻辑内涵和外延搞清楚,乡村振兴才能更好地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收到预期效果。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农民——20世纪下半期西方关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主要是在"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内进行,并受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文章在回顾20世纪下半期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文献的基础上,从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角度,探讨了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可能性。     

农民与政治——由“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引发的思考

在当下国内语境中,＂农民＂并不是讨论政治体制的主要考量,但人们又无法忽视其在政治中的分量和作用,尤其是当前＂三农＂的各种问题和现象都不断地指向了＂政治＂,这就需要我们在政治上尊重农民。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了农民的选举权和参与权,提升了农民的话语权,是＂政治上尊重农民＂的具体体现。     

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视角

我国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企业贷款所占的比重很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远远不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农村贷款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呈同方向短期波动,并存在一种反方向长期均衡关系。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原因,而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是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目前,农村正规金融的运作对农村经济的增长缺乏效率,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微弱的。另外,我国农村贷款结构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乡镇企业贷款额的变动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是相互影响的。     

从“同城同待遇”到“同城同待遇指数”——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人口城镇化政策

中国人口城镇化政策必须超越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认识中国已经并将长期处于市民、农民、移民(流动人口)三元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一揽子谋划解决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追求“同城同待遇”,并不是指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市民、农民、移民享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待遇,而应该是“同城同待遇指数”,即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农民、移民的待遇指数基本相同.要围绕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做好人口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在定量分析测评待遇指数的基础上,采取“完善市民待遇、提升农民待遇、落实移民待遇”的路径,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待遇指数,最终实现“同国同待遇指数”和共同富裕.     

关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辩证思考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如何科学认识、正确评价混合所有制经济 ,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即“多则活”、“混则清”效应 ,“四两拨千斤”效应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效应和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相互切入的“市场双赢”效应     

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经验与思考——以天津滨海新区“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为例

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既是实现青年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举措,也是不断完善当下青年农民工服务与管理的客观需求。天津滨海新区"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在探索新形势下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建设和路径选择上进行了有益尝试,为健全以社区为依托实现青年农民工深层次城市社会融入提供宝贵经验。     

“保护的责任”的运用及扩散——以规范的发展过程为中心

当今国际社会从未停止过对人权和主权之间张力的反思,"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应运而生。这一尚待完善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以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为基础,可以分析"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新规范的过程。本文以中国为例,考察了"保护的责任"在中国扩散的原因以及中国如何灵活地处理这一规范与"不干涉主义"之间产生的张力。由此分析可得,国际规范的创制和扩散是国际社会与个别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本身对规范背后的价值认可至关重要。     

关于“投资”几个问题的认识

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内涵,唯有正确地认识它才能使投资手段发挥应有的正面作用,更好和更有效地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文章从投资与投机的异同、掠夺性投资、投资结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需遵循的原则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

中国模式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热点,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中国人民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建设、改革、发展的道路,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针对时下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笔者通过概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宋运成：手捧金麦穗 永远不八卦——访“中国首位农民影帝”

“盘点我从艺以来的角色,要么是农民,要么演兵,要么干脆二合一演‘农村兵’,还都是些苦角色,估计这辈子我也割舍不下我的农村情结、苦难情结。”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上摘得“金麦穗奖”影帝头衔的宋运成,原打算在赶回天津拍摄新剧的间隙接受记者“简短采访”,可坐下来打开话匣子一聊就是俩小时,话语间一位电影人的思虑与责任滔滔而出。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关于西部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全球化”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西部文学”虽然已经阐述了多年 ,但在今天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之中 ,无疑也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但将这两个“重大”置放在一起 ,其意义的连接却变得曲曲折折了。从表面上看 ,“全球化”与“中国西部”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时间和一个特殊空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说“全球化时代”如何如何 ,这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正在怎么“化”的过程 ,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 ,似乎应当考虑的是一个局部空间的文学现象如何适应更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当然…     

城市“二元政治”的异化与克服——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视角

市民授权政府,政府服务市民,这是城市"二元政治"的本质和逻辑。在我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经济主体僭入政治系统并影响政治过程的现象,尤其是强势经济主体的诉求与行动冲击了城市"二元政治"的格局,甚至部分替代了政府与市民的政治空间。在政治主体的角度,这是城市"二元政治"异化的表现,克服的路径是区别政府和企业的行动者逻辑,彰显市民的作用与机制,以消弭经济主体过度活跃的消极后果,最终实现城市公共利益的目标。     

关于“四个全面”的思考

"四个全面"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治国方略和顶层设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班子的治国理念。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态度,也是一种辩证的发展战略。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实现"四个全面"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增进对"四个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实现"四个全面"的信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明显。而且这种风险的分布符合"泰坦尼克定律"①关于社会风险依据社会等级进行分配的原则,即社会等级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社会等级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由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对此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现行的社会政策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九点看法和六点风险规避策略与社会政策倡导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有“便车”效应吗?——基于首批“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政策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亦有效促进了区域金融发展。本文以2011年“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方案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6年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研究该方案对试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试点方案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及存贷比,总体上提升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二线以下城市,科技金融政策对一线和二线城市金融市场的带动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科技与金融结合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抑制和改善银行信贷歧视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尽管科技金融政策通过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产生数量层面的负向中介效应,但扩大了试点地区的股权融资市场规模,提升了金融发展质量。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理论研究,还为试点方案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科学建议。     

关于“两思”的思考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两思”命题,是江总书记视察广东工作时提出的。这个命题立足于改革开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历史角度,立足于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同发达和比较发达国家相比较的全球视角,立足于社会发展中两个文明要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