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经》诗学研究

《诗经》诗学研究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王夫之以其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耕耘,登上了古代《诗经》诗学研究的顶峰,总结其成果及其经验,对当代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

出于游仕和谋求学术话语权力的需要 ,孟子充分发掘利用了《诗经》蕴藏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并由此导致了对诗义和得义方法的关注。孟子的用诗和论诗 ,存在一个稳定的表意结构 ,结构的核心即是他毕生坚守笃行的儒家思想的内核 :仁义。他的用诗和论诗乃是分别在言语义和语言义的思路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言说。因此 ,我们认为 ,作为不同的应用策略 ,二者不应混用同一标准衡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的提出 ,在《诗经》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诗经》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由此而产生 ,并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阐释学思想。这种行为本身隐含着将《诗经》作为知识文本进行研究的倾向。后人循此向度将其引入批评 ,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诗经》与韩国古代诗歌发展

早自商朝开始,中国古典文化即已对韩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文学源头——《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开始传入韩国,韩国文人从此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本国诗歌。受《诗经》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也沿袭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古代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丰富了韩国诗歌的内涵。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论《诗经》的幽默传统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成之初就具有五经之首的崇高的地位。由于《诗经》的幽默特点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传统深深打上《诗经》的幽默印记。《诗经》给后世带来的幽默传统大致有三:首先是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其次是近而不同于讽刺的硬幽默,第三是寓哲理于嬉笑中的哲理幽默。这使得孔子、东方朔、陶渊明、韩愈、白居易、罗隐、苏轼、杨万里等具有幽默特点的著名文学家都受到深刻影响。     

《诗经》学的传统

<诗经>学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既有积极、正确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这一传统是现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既定现实,要认真继承其优秀的成分,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不断超越旧传统的支配,以科学的精神创造新传统.     

论《诗经》名称之英译

《诗经》名称英译为The Song Book或The Book of Songs不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又因为＂经＂与＂集＂构成矛盾,英译为The Poem Scripture或The Scripture of Poems不可取。英译为The Poems和The Mao Poem Book或The Mao Book of Poems也不可取。《诗经》名称应该英译为The Poem Book或The Book of Poems。     

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闻一多《诗经》研究对《诗经》中情诗读法的影响

闻一多《诗经》研究中的分类研究使情诗篇目被界定而清晰,呈现丰富的世情内容;再有,其字词训诂讲求读懂情感的隐语。还原初民生活现场;同时,闻一多凭其诗性想象力和述学语言鉴赏情诗的写与读;而因作者缺席、模糊,《诗经》情诗读法必须合乎文本整体逻辑性,“有效解释”需较大限度反映作者所处的语境。闻一多的《诗经》阐释与当前盛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形成参差对照,给情诗新读法以审慎启示。     

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新尝试——评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以西方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读者接受的思想资料进行审视和研究。如今,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批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广阔的学术前景。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诗学》)就是该研究领域内一部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内兴起的,它主要研究读者文学接受活动的一系列特点和规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学就是西方的专利,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接受的思想资料就相当丰…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全新的思想观点、解读和阐释的优势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整合,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理论的巨大意义。     

论《诗经》中的人体审美观念

尽管<诗经>并非专门的审美理论文本,它所包含的人体审美观念却大有可观.<诗经>所表现的人体审美观念极为丰富:既承续了中华远古以来积淀的以"大"为美的形体关观念,同时以五官和肤色为主体的客貌美意识也已然自觉,并呈现出由重视之外美转向关注人内美的过渡性特征.凡此,可显示先秦人自我欣赏审美意识之发展水平.     

当今《诗经》研究之困境与心理学的思考

当今《诗经》研究面临的困境有《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国外研究者采用认知诗学等方法论对《荷马史诗》进行的研究,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从心理的客观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可成为《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乐歌传统与《诗经》的文体特征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种实用功能的乐歌,其艺术成就不是依赖以述说为主要形式的诗,而是依赖以歌唱为主要形式的歌来实现的。因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种类的乐歌,所以才有了三种不同的诗体;正因为《诗经》是乐歌,所以古老乐歌形成的套语与曲式传统就直接左右了《诗经》的语言。从乐歌传统入手,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经》的文体特征,也有可能对中国古典诗学法则及阐释传统进行补充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