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影响新诠

全球化进程中 ,国家权力变化的真相是 ,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由行动的范围会缩小 ;但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 ,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会不断增强。这种国家权力结构的改良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不过 ,这一切都要以政府不断制订最优公共政策作为前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政府制订最优公共政策提供了激励 ,另一方面促进了在制订公共政策时企业和政府的讨价还价。     

乡土社会的政治整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论

国家建构理论关注现代国家作为唯一政治共同体形态对于社会权力的有效整合与渗透。在农耕帝国遗产即政治权力二元性、社会结构离散化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终成于深刻性农民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国家化过程。现代政党主导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化改造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国家化有其内在一致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社会革命整合乡土社会,生成组织化权力形态、垂直型动员汲取模式以及党政合一的科层体系,构成政党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性国家能力。同时,政党国家通过一系列国家化运动逐步改造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使得政党国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高度连接和趋于一体化,并通过政治制度化和国家社会化来实现革命以后国家的持续性建构。     

论市民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核心,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背景下,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形态.市民社会背景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既分立又相互渗透,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也在相互渗透.由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都可能被滥用,因此二者的相互渗透既有积极渗透又有消极渗透.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国家基础权力研究述评:基于财政分析的视角

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基础权力区别于国家专制权力,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在现有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不仅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归结于政权的性质和类型,而且有力地揭示了财政汲取与财政供给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一方面,统治者财政汲取的追求推动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国家财政汲取的需求、规模、来源和方式等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存活、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国家行政体系的规模和发展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以及财政理性化的过程还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不同路径,在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财政体制理性化改革对于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些基于财政视角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狭隘经验.这些争论为深入探讨和反思财政问题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亟待解答的课题.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国家法治发展道路探索——由国家权力到国家能力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已进入民主化建设的进程，国家与社会已经形成相互独立的状态，但是仍然以国家为主导。在这种状态下，我国的国家建设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即，从强调国家权力建设到国家能力建设。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司法领域出现的司法能动主义，彰显了权力间的扩张和越界，司法权已经受到其他权力的侵蚀，而迫切需要得到加强。强调司法权力的加强，并非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强化，而是相对于横向的、其他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且这种强化更多是对国家能力的强调。     

市民社会对人权的建构

对于人权的起源与发展,要从市民社会理论探源。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才形成人权要求,市民社会确认了人权主体和基本人权,并对这种人权实质做了揭示。在人权实现上,马克思认为基于政治解放局限性无法充分实现人权,市民社会中的人权存在极大不平等性,只有变革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人权。     

国民对国家的请求权研究

在我国,虽然法治国家的表达早已在宪法中确认并经多年实践,但距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些遥远.其主要的社会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对该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在这些研究之外还应当关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两者分离的基础与界限:国民对国家的请求权问题,这种判断是以一定的政治、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要想在我国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不仅要在价值理念上树立国民对国家的请求权观念,还应在制度上保障其得以实现.     

论民主化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从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层面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的能力。但民主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即一方面必须积极回应公民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在要求民主平等的呼声中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而导致公共精神的丧失。故此,在民主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制度条件让公民进行自主治理并提升其自主治理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民主化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法治的社会生成——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法治意涵

法治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政治诉求,其核心是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和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个核心恰好切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权利缺位的硬伤。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认真探索法治赖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实属必然,故而近年来从社会结构等对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的讨论渐趋入。拟探讨市民社会的培育与成熟对法治的深层作用,进而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型构作为法治的深层社会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作一浅析。     

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哲学效应

与市民社会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相适应,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亦是在16－17世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从马基雅维利到洛克的200多年里,近代市民社会理念所悄然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从国家理念向社会理念、从君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倾斜,而这种变化背后更深刻的内容则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专制与自由、政治与经济由原来的高度重合走向相互分离转变的趋势。得益于这种历史转变,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才能够在18世纪的裂变中大踏步走向成熟并在19世纪的聚变中走向综合,由黑格尔开创的社会政治哲学也才在马克思的批判继承中被改造成了一条把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性导回社会现实并使社会现实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会政治哲学道路。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

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并且赋予市民社会以经济内容,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必然被国家所超越.马克思明确将市民社会纳入经济基础的范畴,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而人类解放是超越市民社会的途径.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在上层建筑领域,认为政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上才能维持其合法性与持久性,市民社会最终会取代政治国家.     

基于四个维度的当代中俄市民社会发展比较

从兴起背景、问题、特征与培育路径四个维度,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系统分析比较中俄市民社会,探讨国家转型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中俄市民社会的兴起背景相同,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因素。中俄市民社会发展存在的共同问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用有限、中产阶级不成熟、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俄罗斯市民社会发展还存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政党制度发育不良、境外势力渗透和影响问题。中俄市民社会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都属于政府主导型,存在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同时中国市民社会具有自身的稳定性、渐进性、权威性特征。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培育非政府组织并发挥其功能,发展壮大中产阶层,培育公民意识,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防止颜色革命是中俄两国国家治理中培育市民社会的主要路径。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探析

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刑事侦查

本文首先解读西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理论 ,在此基础上 ,主张把刑事侦查放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框架的语境中去考察 ,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探讨了侦查权力的产生逻辑及配置问题 ,并指出在侦查实践中应遵循的几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