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国家法治发展道路探索——由国家权力到国家能力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已进入民主化建设的进程，国家与社会已经形成相互独立的状态，但是仍然以国家为主导。在这种状态下，我国的国家建设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即，从强调国家权力建设到国家能力建设。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司法领域出现的司法能动主义，彰显了权力间的扩张和越界，司法权已经受到其他权力的侵蚀，而迫切需要得到加强。强调司法权力的加强，并非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强化，而是相对于横向的、其他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且这种强化更多是对国家能力的强调。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当代中国的权力非均衡性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权力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社会权力过于弱小;在社会权力内部,精英权力过于强大,大众权力过于弱小。这导致社会的公平性缺失、改革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了实现权力均衡化,需增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公共性,制约资本权力、引导知识权力,增强大众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化能力浅析

通过梳理有关政治合法化能力的相关理论,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化能力,从而发现政府的政治宣传能力有所减弱而国家政策能力则有显著提升,同时指出新时期政府在政治合法化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伦理化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传统国家两重性

中国传统国家存在着"权力大"和"能力小"的双重性,根源在于社会关系伦理化导致社会关系"二人化",消解了本应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造成公共领域私人化,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由于缺乏社会组织作为中介,使国家公权力扩张和社会控制能力不足。而在20世纪,历史惯性使国家仍带有传统痕迹而对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通过市场经济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形式,训练人们公共生活的规范意识和习惯,建立中介性社会关系,形成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间的相对独立。     

试论国家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

国家建设是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能力建设,而国家能力建设的关键又在于国家制度能力的建设。本文从比较政治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后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和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理论意义。     

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司法权和司法机构是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司法体系,提升国家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水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法院通过实施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升了国家司法能力。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挑战、新课题,指明了新的方向。     

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社区治理拶＆战下的国家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分离成为明显趋势。但不应忽视的是,国家也在不断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建设,这模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国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制度约束,并选择了强化渗透能力的应对策略,即采取组织渗透、功能渗透和程序渗透这三种密切关联的渗透方式。这些策略调整同时带来多种积极效果和消极后果,而且不同渗透策略对不同类型的合法性影响也不同。就社会的成长而言,国家渗透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同时也提供了社会对国家反向渗透的机会。     

论国家话语能力

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国家话语及国家话语能力,不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传播实践问题,而且成为话语学、修辞学、新闻传播学等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在世界秩序重构时代,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如何通过话语,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提出富有感召力、影响力的创造性思想,国家媒体如何提高国家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国民如何塑造文化大国的国民形象,以及如何提高我国的国家话语能力、国家修辞能力等问题,都亟待研究。为此,本文试图从多学科视角对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的性质、内涵、构成、表现形态、现状、问题、对策以及与之相应的国家传播、国家修辞等做一简要阐述,以期为全球化和世界秩序重构时代国家话语影响力的提高、国家新形象的塑造、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以及话语学、修辞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所裨益。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社会性与国家性

对广州老城街道中三个典型社区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观察表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呈现一种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交融及互动的状态.这种交互状态已不是传统中国"国家消融在社会"当中的交互性,而是某种"新传统"中社会驯服于国家的交互性.在当前主要由国家推动的城市社区建设当中,社会的力量仍然弱小,自组织的道路仍很漫长.国家性与社会性并存且国家性强于社会性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哲学分析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具有历史基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当代国家社会职能的强化，使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也有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而二者和平共处的基本形式是合作与竞争融为一体。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

面对日益增长的内部与外部不安全风险,国家的安全行为影响着安全情势的发展走向与可能结果。国家安全逻辑是国家能力对国家安全行为生成的作用机制,国家建制能力在制度设计与执行环节凸显的纠偏能力与协调能力,以及作为国家支配能力核心的军事能力决定着国家安全行为的产生基础、具体成效与可预期的烈度。国家能力的强弱分野和受此影响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呈现构成了国家安全逻辑的不同类型,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面向未来,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国家能力构筑共生型安全逻辑,实现共同安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国家-社会二元范式下将权力分为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表现出了和谐与冲突的二元存在.在社会治理中,应拓展同质的社会权力,尊重异质的社会权力,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协作,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维度论析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就文化特质而论,公民社会发展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三者之间的层级关系是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包括国际传播能力。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应该是外语专业(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重要使命。为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建议采用“双轮驱动”策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有机融合。     

国家语言能力在中国:概念、现状与反思

在我国学界,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界定素来存在国家和国民语言能力关系不明、能力项内容重叠等现象,亟须厘清此概念的内涵及其能力项.从概念的再定义出发,以其维度和能力范畴为综述范围,回眸其发轫以来国内的研究现状,归纳过往的成绩和不足,并对现状做出有关设想和反思.文献研究发现,国家维度的语言能力研究善于做理论规划,但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有待实践检验;国民维度的语言能力研究擅长现状描写,但对成因的追踪不足.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国家维度和国民维度之间的脱节,理论规划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