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学文化转向解读——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

本文梳理了翻译之文化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指出将翻译研究置身于文化语境加以研究,跳出单纯的语言层面的微观研究,将有助于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的翻译活动发挥更强大的沟通交流功能。在文化学派已是西方翻译理论主流学派的今天,本文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分析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对于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也期望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及其多样性的探讨,对目前中国译界有争议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设＂课题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社会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史蒂文·赛德曼《后现代转向》(汉译本)评介

本文评介了由吴世雄、陈维振等先生翻译的《后现代转向》一书.该书理论深厚、知识广博、视角新颖,是社会理论方面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它的翻译出版在我国具有特别的意义.汉译本译笔优美,用语规范,足见翻译者扎实的双语功底和不凡的理论修养.     

中国文学翻译：东西方文化力量的抗衡与融合

文章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引出当前翻译研究视阈的转变,即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政治等外部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下,翻译过程中隐藏着文化殖民现象,欧美强势文化企图通过对弱势文化的操控来实现其政治目的.通过对部分有代表性的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追溯,文章探讨了特定历史阶段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于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意义.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努力提高文化竞争力,从文化输出走向文化互动,与西方平等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跨文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时照为主要任务,但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说明翻译研究不仅应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而且要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作为国内外翻译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它突破并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是建构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批评

通过对翻译研究历程的回顾,进而从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同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外部因素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的强烈的政治性,也使翻译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全球文化既有着趋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多元文化才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从复译研究看中国翻译的文化转向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已成为当前的前沿学科。文章通过对我国近几十年来不断涌现的复译现象进行研究,发现文化研究的转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唤醒了翻译研究界的文化意识,拓宽翻译研究的范围。     

翻译研究的性别视角——女权主义的翻译观刍议

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女权主义”进入了翻译研究领域。女权主义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翻译的社会层面进行了剖析,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是,女权主义的翻译研究又有其固有的弱点,它过分强调主观,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忽略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所以,女权主义的翻译研究只有融入学科的整体,才会有更大发展。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争议与反思

当前西方翻译规范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学术争议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争议广泛存在于翻译规范的定义、翻译规范的涵盖范围以及翻译规范的分类等方面,极大地阻碍了该理论的发展。本文分析了西方翻译规范研究领域中主要存在的一些争议,尝试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取舍和整合,反思造成争议的相关因素,并对未来的翻译规范研究提出探索性展望。     

“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视角转换还是视角拓展

翻译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反思,但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我国的进程进行反思的则很少.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得与失入手,反思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原因,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需要的是扩大文化视角的维度,而不是进行"文化转向".     

从科学话语到文化话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和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其原因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迟迟不能建立科学的范式，对翻译实践又缺乏指导作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翻译的文化观应当与翻译的语言观相结合，才能最终促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突破。     

特拉维夫学派翻译理论综述

特拉维夫学派率先将翻译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本的语言层面,而把影响文本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考虑在内。该理论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对特拉维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埃文·佐哈尔和吉迪恩·图里的翻译思想进行梳理,认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影响深远,成为特拉维夫学派的奠基理论;图里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以“翻译规范”概念为核心的面向目标语系统的翻译理论。特拉维夫学派产生之后t许多翻译研究学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继承,进而促成了与此相关的翻译学派的产生。     

从特奥·赫尔曼斯兼看翻译操纵学派流变

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从描述学派中汲取养分,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一环。特奥.赫尔曼斯见证、经历和梳理了操纵学派的发展流变,在扮演一个学派中间人角色的同时,也在翻译常规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学术贡献。本文跟随赫尔曼斯的视角,对操纵学派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     

从《翻译研究》到《文化构建》——论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原则

在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内特的戏剧翻译理论中,"可表演性"原则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作者本人对这一术语的认知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从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使用此术语,到1998年成书的《文化构建》放弃使用此术语,体现了她对戏剧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梳理苏珊·巴斯内特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可表演性"原则的表述,分析了作者此一转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廓清了国内学术界对于"可表演性"概念的认识误区。     

描述翻译学概述及其发展趋势

描述翻译学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以研究操纵翻译行为的规范为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对翻译研究的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学者图里1980年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并于1995年推出新版,其中的＂翻译规范＂概念一直是描述翻译学的研究重点,而＂伪翻译与假称翻译＂的例子则诠释了翻译规范的作用效度。90年代初,以巴斯内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采用＂文化研究模式＂掀起了一场＂文化转向＂运动,将描述翻译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针对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一些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描述翻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学因素,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思考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以及翻译规范概念。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对比下译者主体性探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女性主义译者从独特的视角体验并指导着翻译实践,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译者主体性。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中国尚缺乏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运用,国内某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虽能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均采用了具有中式色彩的、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     

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

＂文化转向＂翻译激发了对林纾翻译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然而此方面研究还比较薄弱。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在文本与社会文化关系中研究话语,对林纾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此框架关照下,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对林纾翻译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林纾的翻译在文本向度上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这是译者在话语实践向度上对西方文学进行创造性改写和社会实践向度上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文学翻译系统中制约因素的图式架构——基于对译作生产与接受过程的描述

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会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的来源、范围与制约力不尽相同,却通过作用于译者,参与并影响着翻译选择的全过程。先前学界针对翻译制约因素的研究往往存在视角选择不够科学、研究范围不够全面、理论框架不够合理、核心概念不够清晰等问题,严重地制约了翻译研究的发展。选择合适的研究视角,对译作的生产与接受过程作出系统的描述,考察翻译各阶段存在的制约因素,厘清相关核心概念,并尝试建立制约因素的图式架构,为描述性翻译研究提供更为综合全面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