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二书合成过程中被隐藏的叙述--由薛蟠、秦钟、秦可卿三人的关系谈起

《红楼梦》的成书,有“一稿多改”和“二书合成”两说。在对现存诸版本《红楼梦》内容情节进行细读的时候发现的许多问题,如用“二书合成”的观点进行分析,则会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在“二书合成”过程中,有一些情节被删去或隐藏起来,薛蟠、秦钟、秦可卿三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非现实情节"补天""还泪"神话的审美价值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书中占大量篇幅的现实情节是支撑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基石。但《红楼梦》也有为数不少的不容忽视的非现实情节。《红楼梦》的现实情节与非现实情节构成一种虚中见实、虚实相生的关系。抽取了《红楼梦》里的非现实情节 ,我们对《红楼梦》的阅读、理解、鉴赏将大受影响。文章主要探讨《红楼梦》第一回非现实情节“补天”“还泪”神话故事在对《红缕梦》进行审美方面的价值。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合传前后梦 曲文演传奇——仲振奎《红楼梦传奇》对《后红楼梦》的改编

仲振奎创作于嘉庆二年(1797)底的《红楼梦传奇》是第一部全本改编《红楼梦》的戏曲。这五十六出的全本昆曲,自写成便登台试演,二百多年来搬演不衰。因其下卷的二十四出取材于续书《后红楼梦》而多受忽视或鄙视,涉及它的研究少之又少。事实上,不仅下卷,整部《传奇》都是本自《后红楼梦》进行改编的,无论立意、构思,还是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故事框架等。     

幻化的世界别样幽——《红楼梦》梦境疏解

“梦”是《红楼梦》的核心意蕴,也是宏著的重要特色.曹雪芹在书中写了大小33个梦幻,都是为表现“情味”服务的.在《红楼梦》中情与梦浑然一体,梦是情的派生物,它在讲述故事内容、推动情节发展、塑造艺术形象、刻划人物性格、拓展思想内容、深化作品主题方面发挥了其他艺术表现方法难以替代的作用.     

红楼梦：天书与人书的诗意融合

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对《红楼梦》做出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作者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天人感应”文化哲学的审美化，即天书与人书的诗意融合。从这一基点出发，本文对《红楼梦》的多元视角、非情节化描写、影子描写术、超现实叙事、预言叙事、时空结构的人文色彩等叙事特点做了分析。     

《全唐诗》“红楼”意象与《红楼梦》命意发微——廓清20世纪末红学的迷雾之一

《红楼梦》问世以来 ,关于“红楼”出典和《红楼梦》命意的索解 ,除了索隐派若干奇异的猜测 ,出现了一些会心的领悟和一个荒谬的循环。全面考察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并审视《红楼梦》文本所得七大证据表明 ,曹雪芹曾经寝食《全唐诗》 ,浸淫《全唐诗》。《全唐诗》中 60例“红楼”意象 ,所含九种含义可归为五类意蕴 ,与此对应 ,《红楼梦》命意可作由浅入深、由面到点、由实写到哲思的五重索解 ,小说的主人公、背景、情节走向、主导线索、哲理追求一切都可以由《红楼梦》这一书名化入或展开。二百年来特别是2 0世纪末有关《红楼梦》书名命意的肤浅和乖谬之见可以去矣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 ,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 ,因而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法家、道家、儒家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 ,前后嬗替 ,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兼美理想与美中不足——秦可卿的角色意义

在《红楼梦》中,秦可卿主要是为贾宝玉而设的配角,其“兼美”而“可卿”是感发宝玉“知情”而“传情入色”——“意淫”的外缘和初恋理想的形象。在这一理想映照下,林黛玉、薛宝钗都美中不足。这是宝玉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前提,也是《红楼梦》受佛教影响对世俗的基本观点。     

论秦简《比》卦的宇宙生成模式

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易》的《比》卦之辞 ,以鼻孔呼吸的形象比喻 ,来演绎宇宙生成的模式。它与《淮南子·精神训》所载“唯象无形”、“有二神混生”是同一个神话故事的不同传本 ,对研究中国古代宇宙生成的“元气”学说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期儒道学派对传统科学的知识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学派的发展与传统科学的系统性进步不无关系。基于先秦典籍《论语》和《道德经》的文本记述,从基本科学概念的不同阐述与灵活应用、主要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与分析、科学知识的专门化发展及其评价3个方面可以比较全面地考察儒道学派与传统科学的互动关系。分析认为,儒家重人伦,但吸收了传统科学的若干重要成果,以科学概念和传统科技成果去建构其庞大的社会人伦系统;道家讲自然,在对自然万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基础上将传统科学认识运用到社会人文领域,既是对自然万物之道的社会延伸,也是将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知识建构。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