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课题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实现的约束条件,进而结合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事实,引入辅助变量污染排放量,构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影响的连续模型。对连续模型化简后得到离散模型。根据离散模型,结合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等历史数据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该影响效果的约束条件,并提出提升环境规制对环境技术创新作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一项来自河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时期,地方政府和企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压力。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河北省为例,选取2009-2012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通过针对区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分析,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表现出"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在区域内表现得不显著,企业规模、投资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投资水平,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负面影响。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经济增长、制度环境与大气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地区大气污染呈倒“U”形关系;公众参与治理和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丰富了大气污染排放、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为转型经济时期改变政府激励方向和激励方式,为地区环境治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及其问责等方面指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环境规制、成本转嫁与企业环境治理

鉴于中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存在潜在不足,本文以“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会相应地提高环境治理支出以满足环境合规的要求;但是,考虑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在议价能力相对更低（客户集中度相对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分别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刻画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发现了基于企业议价能力相似的结论。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微观企业环境治理,但由于存在成本转嫁行为,导致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环境规制内化的污染成本。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