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责任论的当下与今后课题——从战争“记忆”继承观点出发

时间推进到远离"二战"结束的现在,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争责任的认知正经历着由战争体验者"战争责任"向非体验者"战争责任"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将直接影响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本文从战争"记忆"与战争责任的相关研究出发,以战争·战时"记忆"的继承为轴线,就战争责任论的变迁、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关联性以及今后战争责任论的课题进行归纳与总结。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论阮章竞文学创作对战争记忆和民间叙事的坚守

阮章竞在太行山剧团编剧导演的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民歌体式。正是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将一个渔乡出身的小漆匠锻造成了一名解放区文艺战士,为其日后创作出《漳河水》这样优秀的民歌体叙事诗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纵观阮章竞一生的艺术创作历程,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一直坚守着那一代革命文艺家的美学理想,战争记忆的底色和民间叙事的立场是他不变的艺术追求,即使被边缘化也不为所动,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诗歌创作中奏响了沉郁而深邃的苍凉"晚号"。     

战争·重建·记忆：论《大进军》中的历史叙事伦理

多克托罗的《大进军》是对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北方军深入南方腹地的大进军的历史再想象。小说以战争宏景为依托,借广角镜式的历史全知视角、“大人物”与“小人物”并存的个体视角,融合客观史实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主观感悟,共同再现战争暴力下历史个体存在的不自由,质疑内战神话,彰显战火中的家国与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创伤记忆。《大进军》以“伪文献”的形式凸显个体叙述与见证的历史,还原历史可能的本真面目,展现了多克托罗历史叙事中的他者历史正义观。     

林白小说中的个人记忆与女性时间——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例

“记忆”在林白“个人化”的“女性写作”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她把“回望”作为写作的“基本姿势”，认同记忆的“个人性”特征，背离集体记忆中的时间经验和叙事传统，用边缘性的书写重构时间与历史，这种艺术特质集中地展示于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该作品显示了个人记忆之颠覆与虚构的能量，表达了对时间形式与意义的性别感悟。细读《一个人的战争》，可以从“记忆”与“时间”的角度去探寻成就林白的“个人化写作”或“女性小说”的艺术隐秘。     

历史的记忆化书写——《刽子手之歌》创伤叙事研究

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以客观超然的笔触,真实记录了美国犹他州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人生历程和犯罪受审经过。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历史的记忆化书写,透过历史场景、细节脉络和创伤记忆反观个体创伤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揭示流淌在小说情节中的创伤本原,探讨创伤叙事呈现生存之原本状态与创伤之未知面貌的技巧问题,及其引导读者透视自我、整理记忆、反思当下的价值作用。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一种过程分析——以斯蒂芬·范·埃弗拉《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为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般过程包括提出研究问题、提出假设和理论、加以检验、得出结论,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斯蒂芬·范·埃弗拉《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研究过程。其在文章中提出的研究理念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在方法上有所启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战争的原因及预防———这一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论《文艺阵地》对"抗战八股"的消解

在抗战时期,人们将创作、讨论缩小在"战争"的框架内,由此产生了空洞而千篇一律的文学。但战时最大的文艺刊物《文艺阵地》在反对公式主义写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于我们今天开阔视野,丰富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日俄战争时期日美关系研究述论

首先从宏观上介绍了日俄战争时期日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其次从美日远东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日俄战争、日本宣传外交与美国、<桂太郎-塔夫脱协定>的评定四个方面阐析了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分歧点.最后依据前两部分的分析得出结论日美均是赢家,真正的输家是沙俄.     

中日、日俄战争时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变化及其实质

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由"不干涉"政策转为"放弃"政策,即把朝鲜推给日本,使其任意践踏朝鲜的主权。其实质是一方面支持日本去对抗俄国,以防止其独占中国东北;另一方面让日本满足于独占朝鲜,以便保住美国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同时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论战时香港儿童保育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数以万计的难童无家可归,为了收容难童,香港利用其特殊环境,成立了香港儿童保育院,救助了许多难童.对香港儿童保育院的组织,经费来源,以及其教养和保育活动进行简要的论述,以便进一步深化抗战时期的难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受到本国的经济制度、行政结构、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而且它也受到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抗战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先后采取了中立观望、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政策。中立观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援华制日、联合作战政策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采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青岛的金融掠夺

日本侵华的经济战略是"以战养战".日本占领青岛后,实行野蛮的、残酷的金融掠夺政策,先是建立日本银行,统制华人银行,继而攫取华人银行库存银元,冻结各银行存款并令上交;又大量发行没有任何准备金的伪钞,并以此掠夺中国战略物资;不断令法币贬值,套取外汇.这种疯狂金融掠夺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也受到中国人的力所能及的抵制.关键字:经济战略;金融掠夺;伪钞     

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图书输出的主旨探析

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了大量的图书以塑造“美国形象”:一方面,通过宣传共产主义世界的“红色殖民主义”和“邪恶”本质,以反衬自我形象的“光辉”、“正义”和“民主”;另一方面,集中刻画了以“人民资本主义”新范式、“原子和平”形象、“不断进步”的种族关系、“共同的儿童理想国”和“平凡”的美国女性为表征的“美国形象”,力图强化全球受众对美国身份与利益的心理认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     

由“闺阁”走向社会——试论抗战期间“闺阁”作家创作的转变

“五四”时代，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苏雪林、袁昌英、沉樱、白薇等出身于高门巨族，在“闺阁”中创作的女作家们，表现出了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闺阁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们多数已为人妻、为人母，经历了人生的变迁、时局的动荡，由女儿变为母亲，从“五四”激昂的叛逆到静默的反思，文学创作风格也随之转变。她们的“闺阁气”在渐渐消失，其目光投向了“闺阁”之外的社会与人生。在经历了抗战烽火的洗礼之后，她们逐渐走出了“闺阁”，走向了社会，她们的文学创作也日益贴近现实人生．成为描述时代的变迁可靠明证。     

口述史与重庆妇女抗战

尽管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但口述史,特别是研究重庆妇女与抗战的口述史还没得到相应的关注。事实上,口述史对研究妇女抗战史具有重要作用。它使我们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性别化了的课题,注重抗战时期中国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并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口述史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还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