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阿奎那对"个人灵魂不朽"的解释

托马斯·阿奎那从其"恩典不会摧毁自然"的立场出发,并不反对运用理性来探讨"个人灵魂不朽"的可能性,但又把理性的作用严格限制在论证和解释信仰的范围之内。通过对这一教义的理性分析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与本质、形式与质料、现实与潜在的关系的学说引入了基督教的灵魂研究,而且把新的含义赋予了教父们归属给灵魂的"非物质性"和"实体性"等本质特征。     

推倒摇晃的本质主义——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的再反思

"家族相似"理论是维特根斯坦瓦解本质主义思想桎梏的关键.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站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了批评和反批评.本质主义者的"本质性是相似性的前提"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所谓本质,对不同的人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样式,本质主义由其既有的思想框架而导致了剥离式的追问,最终将自己陷入虚无的恐慌.并且,"家族相似"并非不能用于认识事物,若仅将其局限在澄清本质论和意象论这一用法之内,实际上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定,它的用法应是丰富的.最后,"家族相似"的界限是由使用它的语言游戏划出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界限,它自然地在使用中存在,不会脱离其参考系,更不会导向虚无.     

"镇墓兽"源流考

本文从全面搜寻古代典籍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了战国楚墓出土文物"镇墓兽"的真实名称与身份,认为"镇墓兽"即"坟羊",应为"幽都"主宰,即死亡和毁灭之神,其巫术神话衍生物有"夷羊"、"土伯"等,其原型应为麋鹿,其产生年代不会晚于殷商,为上古墓葬中的厌抑之物.     

"七一"讲话理论创新是时代精神的升华

党的地位及其自身建设的变化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是"七一"讲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国内环境的变化是"七一"讲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七一"讲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理论创新的着眼点."七一"讲话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时代精神的升华.     

“建中之乱”始末与德宗朝初年若干藩镇问题

唐德宗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发动了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旨在扫平割据藩镇的军事行动,前后绵延七年之久,涉及唐朝东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诸多藩镇,导致了两次叛乱性质的兵变和皇帝的两次出奔,史称"建中之乱",亦称"四镇之乱"。"建中之乱"历来被描述成为一场一无所获的冒进军事行动,其实不然。本文将叙述这场武装冲突的始末,探讨其如何促使唐中央政府和原先割据的河朔三镇重新进行力量对比,并且附带性地促使皇家嫡系部队神策军的崛起及解决唐王朝的痼疾朔方军问题,重新形成安史之乱之后四方藩镇相互制衡、藩镇林立而中央政府屹立不倒的新格局。     

"新丝绸之路"计划与美国中亚战略走向探析

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引起各方关注.从美国在中亚的外交资源的分配和现实的可能性来看,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既是美国力图保障阿富汗战后安全局势稳定所做的政策安排,也是其中亚战略的一项长期内容,是美国介入中亚事务进而保障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最佳选择.在"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框架下,美国对中亚事务可能更多地采取"有限介入"的方式,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方式推动中亚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而是与中亚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交往,美国可能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柔性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并将更多地以这些方式来塑造和扩张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和战略存在.     

永远的巴金--论巴金的"爱人"思想

巴金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而且也是伦理型思想家,其思想核心是"爱人"."爱人"思想贯穿于他的伦理观、文学创作和美学观中,成为他作人与为文之魂.由于"爱人"是人性的核心,所以地球上只要有人类存在,"爱人"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会消失,巴金的价值和时代意义就永驻.     

十八岁的实名叫"成人"

5月的上海,青年学生关于"成人"的思考再一次随着蓬勃开展的"成人仪式"活动而展开,因为年至18,无论你愿意与否,家庭、学校、社会都不会再把你当成小孩子了,而且,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在有意无意地改变……     

白领丽人梦断"爱情童话"

对于22岁的安徽女大学生金娟来说,如果物色"白马王子"时找一个精神层面"门当户对"的心仪男孩.她就不会在貌似都市爱情童话故事中痛苦挣扎:如果分道扬镳时多一分果断或"决绝",她就不会被滥施的善良而困扰;如果在最后吻别时不主动为前男友朱家旺宽衣解带.     

基于知识溢出的高新区"二次创业"对策研究

以我国高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高新区发展阶段理论,确定我国高新区"二次创业"是由产业主导中期阶段向创新突破阶段的过渡。依据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溢出相关理论以及生产函数的推理,对知识溢出和我国高新区"二次创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基于知识溢出的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发展对策,为我国高新区"二次创业"提供借鉴。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结构助词"的"与"地"的分合问题

结构助词"的"与"地"可以统一写作"的",因为(1)二者在句法和语义上具有同一性;(2)二者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且一直有混用现象;统一写作"的"在语境中不会出现歧义,不会影响阅读和理解速度;(3)有方言和历史的印证;(4)结构助词"的"、"地"与标记所释外语单词的词性时所用的"的外"、"地外"不是一回事,后者用法不能进入汉语结构系统.     

试析"一"声调的读法

普通话中"一"字在实际运用中其声调的读音比较复杂,而且至今尚无统一的规范可循.本文试图对"一"的实际读法作细致的描写和分析,旨在为确定普通话"一"字的读音规范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对世义务"的困境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展现

以海洋环境污染为代表的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逐渐暴露,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解决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的新问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实需求呼唤着新理念的出现.海洋活动的特性使其更需要整体性保护.尽管国际法上已有"对世义务"这一保护各国共同利益的概念,然而其外延却并不明确.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否成为一项对世义务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各国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提供整体性保护、解决海洋治理问题的中国对策,可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做出有益贡献,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对"次道德"现象的伦理学解析

"次道德"现象受到社会公众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多数人所指的"次道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因先恶而后善"的行为."次道德"作为"道德之次",应该是在道德底线--法律之上的,它不应该是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衍生行为"--这是"因先恶而后善"行为的根本特征."次道德"作为道德现象和伦理学范畴,只能从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层次性与实践中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道德品质的个体差异性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把道德价值较小的较低层次道德完全等同于危害性较小的不道德行为或非法行为.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建构

文化霸权是一套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国家构成理论以及政治权力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实践哲学是其理论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层关系为其理论架构提供了可能,而政治权力中的另一种权力观念--"同意"则成为其理论的核心,也是其理论独创性之所在.     

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政权"的方案与实践

北伐战争顺利推进之时,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政权"的方案,并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创建市民政府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国体、政体轮廓初现.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一个重要历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必然性和意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提供了经验.     

略论鸦片战争前的"经世致用"思潮

从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经世致用"思潮先后出现过两次.这两次思潮抨击了时弊,倡导了学以致用,变法图强,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和鸦片战争后中国开眼看世界思潮,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梁启超对功利主义学说的"转化"与"调适"及其原因

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传入中国大多发生了"转变"和"调适".梁启超的功利观就是一种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观,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梁的功利观中明显强调"集体利益",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现,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观不同.粱启超功利观的这种转变和调适的原因,既有其受日本相关学说及西方学者对边沁功利学说修正的影响,又有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功利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