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谥法》行用考

西周初期多美谥,谥号之有善恶自周昭王、鲁炀公始.春秋时期,儒家更加强调谥法的褒贬原则,谥法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战国时期,谥法显扬功绩的作用加大.从先秦主要人物谥号行迹与《谥法》之对照看,除“昭”、“懿”、“夷”三谥字外,其余皆相符,且同谥者,行迹相似,善恶相当.     

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

说法与谥号做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一门见学有其发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谥号的种类、谥法的规定等也较为繁复，但它终究是为了说明与美化封建制度的产物，如今已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研究谥法与谥号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文献整理的研究，不可忽视。     

谥法起源浅析

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然而谥法的起源却是久分未决的学术问题,通过列举自古迄今关于谥法起源的各种观点,依据甲骨文、金文、传世的古文献等大量资料,多角度地分析考证了谥法产生于周初,“文王”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谥号。     

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     

春秋时期商业发展的几个特点

本文主要从春秋时期诸侯国市场的分布与管理、诸侯国的商业政策、诸侯国之间的商业交流、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的变化、借贷制度的盛行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当时商业发展变化的特点,并且对春秋时期商业发展的水平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估。     

关于唐代官员谥法运作的若干问题

唐代官员谥法在运作过程中,在请谥、拟谥的阶段存在具体执行、操作的官员群体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现象,在驳议阶段存在谥号用字意义和字数的争论,在赐谥阶段受到了来自皇帝的较大影响,而正常程序之外的改谥则是对正常程序的延伸、补充,追谥则在皇帝的参与与否、是否可以追谥等方面也有很多正常程序所不具备的特点。     

试论春秋诸侯国外交中音乐的运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主要应用在诸侯觐见天子、诸侯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三个不同的场合。在音乐内容方面不仅规定音乐表演的程式及演奏曲目,在外交用乐中对乐器的使用及摆放同样加以规范。宴会上出现的赋诗环节同样是属于用乐的范畴。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先秦丧葬制度研究》校正一则

李玉洁博士的《先秦丧葬制度研究》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对我国先秦时期的丧葬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过,正如古语所谓“金无足赤”,本书也存在着不少疏误之处。兹姑举一例,用概其余。本书第93页云: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策命委质制度,即大夫之臣只对大夫负责,忠于大夫,而对大夫所事的君主,如诸侯国君不负责任,或责任较轻。诸侯国君之臣只对诸侯国君负责,而对天子却无甚责任。这就叫做策命委质制度。策命委质制度在丧服中也表现出来。如诸侯为天子服斩衰三年,…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

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许兆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五霸迭兴，但无论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没有对各项制度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基本上延续着西周旧制。就建置看，西周时期的史官称号如太史、内史、左史、外史等，都在春秋时期被王室或诸侯国...     

春秋时期鲁国政治联姻及其社会影响

春秋时期,恪守"同姓不婚"和"诸侯国内部不婚"的原则,异姓诸侯国之间为了赢得战争、扩大疆土、争得霸权和相互结盟的需要而互相通婚,使婚姻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鲁国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国,其政治婚姻具有鲜明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春秋时期鲁国乃至整个周王朝的政局。     

先秦献捷礼考

先秦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特指诸侯国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后向周天子告捷的庆祝活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行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国向周天子的献捷礼明显减少,同时出现了诸侯国相互献捷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周夷矛盾渐趋缓和,而周人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社会事实。     

宋代赠谥资格再探

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因特殊原因而获得谥号者。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碉生三器中“公”及相关问题的补论

五年、六年琱生簋中的“妇氏”“君氏”分别指的是召伯虎与琱生的母亲、父亲。五年琱生尊中“召姜”即谥号为“幽姜”的“妇氏”,为召虎之母;“君氏”即六年簋铭之“宗君”死后谥号为“幽伯”,为召虎之父。琱生三器中“公仆庸土田”“公厥禀贝”“其兄公”之“公”都可以作“公家”解。其他如“召公”“烈祖召公”应是指召伯虎之祖父。作为宗子身份的祖先死后可以被谥称为“某公”,宗子在世时族内可以他称为“公”,“其兄公”与“召公”之称“公”非以职官故,而是宗子身份的一种体现。     

清代谥法制度的来源与确立

清代谥法制度是继承历史上确立并在历史各个朝代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谥法制度,文章探讨了谥法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如何被清代继承和改变,其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特点。     

春秋时期卫国地位的变迁及其原因

卫国是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春秋时期卫国在诸侯国中地位的变迁历经了三个阶段:公元前770年-公元前660年是卫国国家地位的急剧下降期,公元前659年-公元前546年是恢复和稳定期,公元前546年-公元前453年左右是卫国日趋衰亡的时期。卫国在诸侯中地位的变化除了其自身政治、地理等因素外,也与春秋时期整体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     

《商君书·更法篇》成书刍议

<更法篇>是现存本<商君书>的首篇,该篇因记载商鞅的变法言论而著称,但也因篇中屡称秦孝公谥号等问题而连带被人认定整本<商君书>都是伪造的,商鞅本人并无著作之可能.即便在认为该篇所述基本可视为商鞅生平材料的学者眼中,<更法篇>与<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平昼闲居>纠缠不清的关系也颇为可疑.因此,<更法篇>的成书问题其实疑窦颇多,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