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

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被扭曲成了一味斗争的政治工具,遮蔽了他的本原思想。其实,鲁迅的本原思想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后期,鲁迅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因为当时的当政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肆意滥杀,“暴殄天物”。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一语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但是这并不能遮蔽他的本原思想。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上来,在当下对于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泼克》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三》中说:“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泼克》上,有几张讽刺画。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而子’一样。”接着,他又在随感录《四十六》、《五十三》中,对增刊《泼克》及另一种单行的《泼克》上的一些讽刺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可是,鲁迅所批评的两种《泼克》究竟是什么样的画刊?其增刊一种又刊行在什么报纸上?这些问题人们虽然早有结论,但实际上并未弄清。关于后一个问题,鲁迅当初可能出于批评的需要,只说《泼克》是“上海什么报的增刊”,或“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而将     

爱国主义是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兼与艾菲老师商榷

艾菲先生的《论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石”》(见《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前期思想,得出了一个有新见的结论:“在鲁迅前期思想中,虽然羼留过尼采哲学,达尔文进化论等‘杂质’,但它们始终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它们在鲁迅前期思想中矛盾纠结、消长起伏,渐渐地退却了,消散了,而构成     

“摩登圣人”解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不止一次地用讽刺的语气引用孟轲称孔老二的一句话:“孔子,圣之时者也”去抨击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到了一九三五年,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对孟轲这句话更作了一个绝妙的“翻译”,说:“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这一“翻译”,更明白地体现了鲁迅对孔老二的深刻批判,把吹捧孔老二的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反动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     

“非物质,重个人”辨——重读鲁迅《文化偏至论》

<正> 在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对鲁迅于一九○七年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口号,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它旨在抗俗,并非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群众。早在四十年前,论到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指出:“你如果拘泥于字面上,以为初期的鲁迅是反对唯物、反对大众的,那就陷入不可容许的错误,而这恰恰又不幸地构成了某些鲁迅研究者的理论的结论。”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理想意图’而具有的‘理想的力量’,……是唯物论者对客观事物的正常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鲁迅正是这样一个唯物论者。”     

鲁迅杂文艺术的辩证法

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的认识,历来就有分歧。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给先生取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对此,瞿秋白同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专’在‘杂’里,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意义。”(《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的,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与艺术价值是得到了世界公认的。国际主义战士史沫特莱曾经这样评价先生从事的杂文创作:“他把他的笔只当成一种武器——简直是一枝匕首——用来批评政治。……通过这些政治批评,畅流着中国的和西方的二支文     

鲁迅的"实骂"与"虚骂"

“骂人”(指文明、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或批判 )现象是“五四”时期及以后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产物。鲁迅在文坛的“善骂”是出了名的。他能以敏锐的目光 ,透过粒米见大千 ,透过现象抓本质 ,“骂”出了形而上的文化层面的意义来。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关于鲁迅散文诗《雪》的主题

鲁迅先生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散文诗《雪》,现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对它的主题应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通过描绘‘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两幅雪景,抒写了自己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趣.”(《读鲁迅散文《〈雪〉》,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批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认为李何林同志关于《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的说法是与作品实际有很大距离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可参看陕西人民出版社《鲁迅〈野草〉》注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不容石一歌歪曲鲁迅对“蛀虫”的批判

“四人帮”明明历来反对鲁迅,却要装出鲁迅精神捍卫者和权威解释者的姿态;明明是被鲁迅所痛斥的货真价实的“蛀虫”,却要借鲁迅之名把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大“蛀虫”。说奇不奇,这就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鬼蜮伎俩。在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之时,通过他们的御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鲁迅与章太炎——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八周年而作

一一九三六年,中国有两位革命家先后逝世,一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对他们的逝世,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响。国民党反动政府别有用心地发布“国葬”章太炎的通令,无视章太炎曾经是激烈的反孔战士,而颂扬他是“岿然儒宗,士林推重”。一小撮封建余孽也跟着跳嚷,他们谬托知己,开会追悼章太炎,企图把章太炎的死尸化装成儒家的偶象,“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国家与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伎俩,激起鲁迅的强烈义愤。垂危中的鲁迅,     

鲁迅和严复

通过严复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严复的批评的阐释 ,旨在说明历史人物只有与时俱进 ,其思想才能永葆青春 ,否则就会陷入从“趋时”到“复古”的历史悲剧     

读《求乞者》

《求乞者》与《影的告别》写于同一天,发表在同一天的《语丝》周刊上。如果说《影的告别》是鲁迅严格解剖自己的思想——“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致许广平信)而又暂时不能予以证实的苦闷,那么《求乞者》则是这种思想更为形象、更有诗意的抒写,进一步表现出作者“与黑暗捣乱”(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作品的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一幅极为鲜明的画面:微风起来,枯叶凋零,四面都是灰土,“我”与另外几个人各自走路……,作者以极为形象、凝炼的笔墨,勾勒了这些景象,组成一幅暗淡、萧瑟的艺术画面。这幅画面是鲁迅对黑暗腐败的旧中国的     

孤愤心灵的最后停泊——论鲁迅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从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文章以思想和情感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分析了“母亲”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的情感位置,并结合鲁迅自身的情感经历论述了“母亲”作为孤愤心灵最后停泊的原因和表现。通过对“母爱”方式及其给“母”和“子”双方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的观照和分析,论证了鲁迅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思想意义。“母亲”是鲁迅所批判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那种社会的“母亲”,鲁迅用理智淹没掉情感的停泊之地,把“母亲”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阈,体现了鲁迅“批评”的“决绝”性和彻底性、艰巨性和深刻性。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他的“奶”和“血”养育了我的“肉”和“骨”

“我从十岁开始看鲁迅著作。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深深影响、薰陶自孩提时代至今的我,并且决定了我的思想、个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我非常热爱和崇拜鲁迅!……”我认真地思索着,一字一顿地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伊藤正和另一位日本摄影记者。这是1979年11月的一天。 “那太好了!”神情一直淡漠沉静的伊藤忽然笑起来,“我们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熟悉;我本人同您一样,很早便看鲁迅的书,并且深深地热爱和崇拜鲁迅先生……”。“那么,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同志’!”我也笑了。原来笼罩着谈话双方和其他在场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