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论魏晋士人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士人生活史上,魏晋士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风貌都有独特之处,也备受人们关注,本文从当时政治环境、时代风尚等方面探讨了魏晋士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揭示了士人社会风貌的深层原因.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的人际网络及其交往策略

北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发展，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接触。一方面，僧人通过积极参与士人组织的诗社、与士人交游、为士人建立祠宇等形式，与其形成了深刻的方外友关系。另一方面，僧人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的参与。二者之间通过文学交游、佛法交流等方式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杭州僧人特殊策略的影响，以减少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与指责，进而维护佛教的发展利益。因此，关于人际网络问题的探讨，要打破以士人为主导的研究路径，关注到其他群体在网络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及相应的作用。     

女人到伊朗记得包头巾

一般而言,伊朗人热诚好客,待人有礼,处处给人以宾至如归的感觉。惟独对于女人包头巾一事,非常执着,非常坚持,不论你是不是伊朗人,只要是女人,都得披上头巾…… 万万没有想到,飞机在德黑兰一着陆,我便因为头巾的问题而出其不意地吃了一记闷棍。     

《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中士人形象比较略说

中国士人的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独特的意义。战国与汉魏六朝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特征明显的时期,《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二书当是解析其时士人风貌精神很可靠的文本。两份文本内蕴的记言方向、记录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的思想活跃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士人阶层在战国形成,形象各异;经由汉魏六朝承接演绎,更多形成为群体形象。战国时士人的＂行＂、＂兼善天下＂经时空,到汉魏六朝时多呈现为＂藏＂、＂独善其身＂,但二者内在一脉相生,几乎为中国古代士人的行迹奠定了两条遥相呼应的主线。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晚唐大历诗风的回归与《极玄集》

大和时期 ,文宗尊儒教 ,修经义 ,务实抑华 ,力矫浮薄士风。在诗歌创作上 ,喜大历 ,重清峻 ,排浮艳。而甘露之变后 ,士心的苦闷哀伤与安史之乱后大历士人消沉的心态也正相一致 ,大历诗人再次遇见知音。《极玄集》的出现 ,标志着晚唐诗风回归大历时代的到来     

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

高昌廉氏之廉希宪、廉右丞与廉野云、廉惠山海牙等人主持了多次多民族士人雅集,贯穿了整个蒙元王朝。尤其是大都廉园雅集,延续了数十年,参加的人员包括南北各民族人士。廉氏之雅集促进了各民族士人的交流,成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行散

魏晋时期,士人喜好服药,希望以此延年益寿。据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记载,魏晋士人所服之药为“五石散”,由丹砂、雄黄、白凡(矾)、曾青、慈(磁)石等“五石”制成。因服后忌食热食,又称“寒食散”。后人誉魏晋士人服药为魏晋风度的突出表现之一,主要不在于其服药本身,而在于其行散时所表现出的风度。　 魏晋士人服散之后,药性发作,需要行走“发散”,是谓行散。魏晋士人行散时,身着宽衣,足登木屐,长啸低吟,披发徐行。其舒缓飘逸之姿态,清明开朗之神情,突出地显示出一种魏晋士人所独有的风度。在当时对此倾慕乃至模仿的人很多,一…     

五代时期冯道的视君犹佣观

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士人价值观出现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士人多朝为官、历仕多君的现象比比皆是,蔚然成风,这显然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君观相冲突.五代士人的忠君观受到当时政权兴替、社会舆论、士风沦落以及个人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士人的忠君观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士人忠君观的表现形式不断出现变化,其中又以五代时期的冯道最为典型.因此以冯道为例,通过对冯道其人、视君犹佣观的表现,并结合时代背景、个人因素等多种因素对其表现形式进行理性分析,进而探讨冯道的视君犹佣观,并延及其对五代及后世的影响.     

带着先生游伊朗

伊朗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教规对人民的约束力等同法律,谁也不敢违抗。他们不但规定本国妇女穿着传统的宽大长袍、包头巾,也要求外国妇女遵守同样的规定,使颇多观光客大呼吃不消。 一般观光饭店的大门口,都竖有英文写的告示牌,要求外国来的女客比照伊朗妇女:不得化妆、一律包头巾、穿着长袍等。饭店职员说,这是自古以来的教规,而且可以杜绝外国花花绿绿的“歪风”污染朴素的伊朗妇女。     

明清山东基层士人生存状态初探——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明代中期以后,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方式因受到商品经济冲击、自身群体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显著改变。不同家庭出身、人生遭际、学养修为的基层士人应对生存的压力和考验做出了迥异的人生选择,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明清之际以山东地区为创作背景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中所勾画的大量基层士人的形象为深入了解当时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较为生动、具体的文学史料。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晚宋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

边事是晚宋士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嘉定十四年发生的“蕲黄之变”引起士人激烈的争论。其时士人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蕲、黄二州守臣李诚之与何大节的评价问题上。李、何二人在当时都面临极大的非议，但后世评价却褒贬不同，这与边事传播的方式及辩诬的群体都有很大的关联。不同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士人获知边事的保证，也影响士人对信息了解的深浅、详略程度。交游关系、政治经历、学术背景等因素，亦会左右士人的价值判断。通过“诸贤相继，正论互发”的方式，士人的群体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众的观念，并获得官方价值体系的认可。以“蕲黄之变”的书写为中心，可以看出晚宋士人边事议论形成过程的多重维度，这启发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应对边事议论这一舆论场的内在肌理有更为深入体察。     

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游(续)

苏轼与江苏士人有较特殊的关系,除与孙洙、蒋之奇、单锡、单锷、邵迎、苏舜举、颜太初及其子颜复、郏亶、张天骥、秦观、张耒等江苏士人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外,还同丁宝臣、徐积、朱长文、王观、丁隲、刁约、孙觉、刘庠、陈师道等人有相当深度的交往。全面探讨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往史,对于深化苏轼研究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