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宪法的司法适用——从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切入

宪法的司法适用不符合宪法理论。最高法院就齐玉苓案做出的司法解释在法理学上是自相矛盾的。宪法不应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公民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应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     

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宪法效力——从糖尿病学生被高校劝退事件说起

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社会权属性要求国家积极建立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法规,提供教育设施以保障其实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对教育的发展扶持义务,不仅可作为补充受教育权的宪法论述,而且可被视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和责任,因此具有最高位阶的客观法效力,能够对国家权力产生法律约束,有助于平衡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中庸之道。宪法的国家教育目标务款要求立法机关积极作为,完善教育立法,充分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权能范畴解析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研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人们对其权能范畴的认识更是不足。在总结人权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可以划分为文化选择权、文化创造权、文化参与权、文化收益权和文化共享权等权能要素。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相关分析,可以根据权能范畴理论进行更好地修正和调整。     

从公民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概念来自西方,公民文化在西方是主流价值,它们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服务,并有利于我国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实现。文化建设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公民文化建设,涉及中西文化的定位,而且还有公民文化权作为公权,它与私权之间的较量与均衡。公民权不是终极目的,根本的是个人自由独立价值的实现,为此,公民文化又具有阶段性特点,但在目前却是实现自我提高的最好方法。     

从公民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概念来自西方,公民文化在西方是主流价值,它们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服务,并有利于我国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实现.文化建设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公民文化建设,涉及中西文化的定位,而且还有公民文化权作为公权,它与私权之间的较量与均衡.公民权不是终极目的,根本的是个人自由独立价值的实现,为此,公民文化又具有阶段性特点,但在目前却是实现自我提高的最好方法.     

对人身非自由状态下受教育权的思辨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受教育权已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生存、维持个人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且日益成为传承人类文明的工具。正如林纪东先生所言：“教育是塑造人格形成的重要方式,并且教育文化建设是国家建设之本,关系国家富强进步与民族安危。因此,公民受教育与否对公民个     

免费师范生制度的不稳定因素分析——从受教育权与劳动权角度探析

免费师范生制度是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产物,是政府调节义务教育师资、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但免费师范生制度的发展却牵涉这一主体的受教育权与劳动权,从权利角度分析免费师范生制度有助于我们确切地理解这一制度的利弊并促进其良性发展。     

《残疾人权利公约》视角下的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研究

近期发生在我国珠海市的自闭症少年被学校劝退一事,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窥斑见豹,现行法律政策下的残疾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平等的受教育权是残疾儿童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法律明确保护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并且通过"随班就读"让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2006年联合国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为实现残疾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缔约国应实施融合教育,把残疾儿童纳入普通教育系统。我国现行的随班就读政策还存在许多问题,残疾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未能得到全面保障。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当采纳《公约》的理念和原则,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保证实施效果,促进残疾儿童受教育权得到充分实现,并最终实现社会融合。     

人口高速老龄化的理论应对——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口快速老龄化不再单纯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基于老年人的需求学说,国际人口学界于90年代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健康老龄化理论.2002年,基于老年人的社会权利学说又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理论.该理论不仅拥有丰富的理论内容、政策框架和行动计划,具有远比健康老龄化理论更丰富的内涵,而且实现了从以需要为基础转变为以权利为基础的根本性跨越,是人口老龄化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受教育权实现路径新论——基于法律基本权利功能的视角

作为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主要具备受益功能和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对应于国家的绝对给付义务和型塑客观价值秩序的国家义务。受教育权的实现现实与国家义务的尴尬境地的有效化解在于强化国家给付义务并强调国家对客观价值秩序的维护,鼓励、引导、监督社会主体参与公民受教育权实现过程。国家主导与社会共同推进路径的选择,需要厘清受教育权中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树立大教育观念,受教育权立法应重视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社会教育评估机制等,促进受教育权优质实现。     

中国公民意见表达的基本特点与中国政治文化

意见表达是政府运作的开端。但是,一个国家具体的意见表达方式,会因国情民情的不同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独特的政治实践、文化传统相适应,中国公民的意见表达具有明显的组织化特征,表达的方式也比较含蓄。同时,由于中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使公民的意见表达表现出暂时的“不平衡”态势。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正在积极探讨各种适应自己实际情况的意见表达的新方式。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解读著作权法中的作品——从“表演”的角度

表演是表演者思想或情感的表达,具有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属于作品的一种类型,即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这不仅适应了著作权制度体系化的要求,而且符合艺术理论与生活常识的一般规律。     

转型期权利保障的差异性结果——从司法角度切入

中国转型期的权利保障差异性结果契合了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心理习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合司法精英化的运作模式与大众生活样法、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裂痕,从而缓解多年坚持的司法职业化改革给社会造成的文化压力和精神紧张,而且对以司法资源稀缺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为情景的部分特定时空也具有救济作用。     

从不同文化体系的"群己观"看中华民族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一词为传统中国所无。近世中国所谈公民教育,其内涵是移植西方世界对公民的理解。按照西方文化的群己关系来教导中国学生,需谨防忘记了自己民族统一、完整且流播久远的伦理传统,需要考虑学生是否受教、民族是否能够受益的问题。也许向"人道的群己观"回归,从自己的文化开出自己的制度和教育,才是正确方向。     

公民的道德权利是否可能?——当代政治哲学有关公民不服从基本问题之争论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服从是当代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讨论立足于三个问题:公民不服从问题的产生;它在实践中的具体特征;它是不是一项道德权利.现有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根源.非暴力和自愿接受惩罚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罗尔斯从契约论出发,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向公共论坛提起申诉的一种道德权利.而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则主张,在他所说的自由国家里不存在源自一般政治参与权的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不服从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公民不服从可以引起社会的广泛思考,促进政治制度的变革.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会的道德冷漠现象

道德是随着人类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的创造而出现的,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人类道德的获得是通过后天的道德社会化而来的,是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学习道德规范、内化道德价值、培养道德情操的过程。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也常由于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而导致社会化的偏差和失败,出现道德冷漠和不道德的社会行为,严重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信任感、正义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使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面临巨大风险,必须引起全社会人的关注。本文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当前社会道德冷漠的成因进行梳理,进而探求其对策。     

论刑法的确定性——从法的确定性角度出发

刑法秩序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人们的需要形成的,其确定性的体现就是刑法规范.刑罚权是刑法规范的内容得以实现,获得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外在力量.刑法规范与刑罚权的结合使刑法的外在确定性得以确定.作为行为的犯罪使刑法有了内在的确定性.承认刑法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刑法建设时应尽量避免刑法的不确定性而得到相对确定的刑法规范体系.     

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化代宗教"的策略.这种研究模式几乎主宰了三十年来的宗教研究论著,但是也呈现了宗教文化的化约论、功能论以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知识论倾向,最后以"弱文化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失.人们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文化,但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宗教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具有彼此认知的义务,它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宗教文化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社会化",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才能进入公民文化的建设领域,并且,宗教文化只有获得公民文化的身份,才能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