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流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以货物、资本、人口为主要介质的跨境流动和境内流动发生了重要变化,整个流动变迁过程可分为流动初期(1978—1990年)、流动中期(1991—2000年)、快速流动期(2001—2019年)三个阶段。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种形式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与人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变化是我国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主要驱动力。     

社会流动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农民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市场化改革,原有体制的变动,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一个具有创业意识的群体在农民工阶层中悄然兴起,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返乡创业的现状、社会流动与返乡创业的关系,提出促进返乡创业成为向上流动的具体对策。     

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以个案访谈为例

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     

浅析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垂直流动

近代早期英国出现了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频繁的社会垂直流动既表现在非绅士阶层人士跻身绅士阶层、社会下层人士跻身中间阶层,在阶层的层级次序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也表现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向下社会流动。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主要表现在社会垂直流动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向上社会流动大于向下社会流动、大贵族的地位相对稳定。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影响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进程。     

社会流动视域中的农民工权益保护

对北京、深圳、成都、苏州四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说明:农民工的外出务工以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为目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后权益受损的现象比较普遍;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根本途径.为此,政府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进一步改进工会职能,加强组织维权建设,逐步取消户籍身份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农村社会流动研究综述——兼论中国农村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大意义,正常的社会流动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流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发展现状表现为:向上流动趋势明显,但受到阻隔;水平流动速度加快;向下流动状况时有发生。通过总结当今学者对农村社会流动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流动存在三种基本的发展趋势,即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逐渐加强,农村青年成为流动主体,农村精英流出现象严重。     

海南黎族社会流动状况的初步考察

对245户黎族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家庭户主的社会流动率较低,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封闭现象严重,部分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不升反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稳定,流动的比例也越低.受访群体的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从事商业服务业几乎是农家子弟的惟一上升途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户主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辈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论美国的社会结构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美国社会结构无论是横向上的阶级构成还是纵向上的等级地位都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特征。二战后 ,其社会结构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结构。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 ,对美国工人阶级具有极大影响 ,使其成为阶级意识淡漠、政治上保守右倾的一个群体 ,并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内政外交     

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的分析

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820个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网络信息渠道不存在相应机制。(4)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据此,建议在建立和完善网络和实体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等方面完善草场流转市场。     

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

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非线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这不仅发生在教育的纵向差异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上,而且也发生在教育的横向差异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上;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也同样影响着教育的公平和受教育者的入学机会、学业成就等.而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则充分体现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与教育这一关系范畴中.     

农资代理商感知依赖对其渠道关系型治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依赖、渠道关系型治理和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结合农资流通渠道的实际情况,从依赖角度研究农资代理商渠道关系型治理的影响因素,并将"代理商社会关系资本"作为调节变量,由此构建农资代理商渠道关系型治理的研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农资代理商和零售商渠道关系中,零售商占据着优势地位;农资代理商感知的依赖对其渠道关系型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资代理商社会关系资本在代理商感知依赖与其渠道关系型治理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     

民办养老机构的社会资本及资源获取——基于南京市的个案分析

利用对南京市36家民办养老机构进行的半结构式问卷调查所得资料,描述了民办养老机构通过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组织资源的过程,指出社会关系资源是养老机构发展的关键性资源,通过社会资本投资,可以缓解或解决其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农村劳动力流动如何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使用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县803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探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农户退出宅基地,且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随流动距离的增加而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显著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但农户家庭收入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表现为“遮掩效应”。从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的风险寻求解释机制,结果表明,来自市场、制度及社会等层面的风险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且从社会网络异质性角度看,这些风险对低社会网络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因此,建议积极引导达到城市化要求的高收入群体走出“半城市化”,从市场、制度和社会三个维度破解农户宅基地退出障碍,帮助农户进一步拓展社会网络来弥补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漏洞。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人力资本的获得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一种立足于制度视角的分析

从人力资本配置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流动问题。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通过职业转换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人力配置制度已经为农村流动设定了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机会，从而进一步影响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流动。这里从教育体制、培训制度、单位制的人事制度以及生产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获得与他们的社会流动的关系。结论是，仅仅改变户口制度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系统地改革人力资本配置制度；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