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张载《春秋说》初探

张载佚著《春秋说》,南宋以来之官私书目屡见著录,并被诸多《春秋》学著述称引。此书非张载手定,是其门人缀辑乃师讲说《春秋》的言论而成。在学术界的宋代《春秋》学论域中,张载《春秋说》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据初步研究,张载《春秋说》的思想特征为：尊孔孟,重六经,知礼义,明褒贬,尚心解。张载阐发义理,强调＂以经解经＂和＂理明义精＂。皮锡瑞认为,张载等北宋五子＂说《春秋》皆有特见＂。南宋胡安国等继承张载《春秋说》的相关思想,评价其说为＂精要之词＂。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春秋》 是实录吗? ——朱子以史视 《春秋》 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 《春秋》 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 《春秋》 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 《春秋》 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 程端学主张 《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 《春秋》 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 《春秋》 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司马迁论孔子与《春秋》

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孔子颇有关系 ,其中孔子笔削《春秋》之事及《春秋》之书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试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1　　司马迁从积极入世的角度出发 ,定下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基本思路 ,这便与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推崇发生了密切关系。董仲舒是汉代公羊春秋学大师。他借阐发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宣传“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找出理论依据。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他在阐述…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明代书目中的五经新排序成因初探

明代书目对五经的排列,普遍呈现《易》《书》《诗》《春秋》《礼》的新顺序。这与《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书目中《易》《书》《诗》《礼》《春秋》的排序有所不同。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宋明以来书目分类体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也有疑经思潮、《礼》学衰微等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礼》学在宋明清三代学术演进中的沉浮,同时反映了汉学经学体系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     

《左传》穆姜面面观：兼评《列女传》对穆姜的道德重构

因为女教读本《列女传》中的孽嬖形象,穆姜成为传统社会女性道德教育的反面教材。其实,《列女传》描绘的穆姜过于单面,春秋信史《左传》记载的穆姜远比之多面与复杂。对于穆姜的一生,《春秋》经亦给予正面评价。     

赵晔《韩诗》学表微

东汉会稽学者赵晔素以《吴越春秋》饮誉学林,但其本位身份乃是研究《韩诗》的经师,故《后汉书》将其列入《儒林传》,以明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经学领域。赵晔师从东汉《韩诗》学派大师杜抚,撰写了三部《韩诗》学著作,并影响了会稽地区的学术氛围。遗憾的是,赵晔的《韩诗》学著作已全部亡佚,现已无从了解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但就散见各处的相关史料细加钩稽,仍可大体考出赵晔《韩诗》学的渊源、著作及影响,从而较为客观真实地还原赵晔《韩诗》学的基本面相。     

以"理"驭"势" ——论胡安国《春秋传》的义理逻辑

胡安国以天理统摄《春秋》大义,将之作为经学义理的最高本体,天理以"理一分殊"的方式得到体现。因此,其在经学诠释上,有着"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天理通过圣人书法落实于具体历史实践,来驾驭和制衡人欲横流无理的时势。以"理"驭"势"的义理逻辑,在诠释中具体地落实为重义轻利、贵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胡安国藉以理驭势的内在逻辑建构其《春秋》学的义理大纲,是道学奠立《六经》理论范式的重要表现,决定着南宋到清初《春秋》学的基本形态。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论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这使得他的中西文化观凸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胡适认为在现代世界,文化是立国的关键。他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双向扬弃,最终再造中华新文化。他预见了世界文化的形成,并再三强调了自由和容忍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胡风与《蚂蚁小集》的复刊及终刊

胡风派同人刊物文学丛刊《蚂蚁小集》第七辑解放后获准登记出版，证明当时国家的出版政策尚能允许带有同人色彩的私营文学期刊继续存在。胡风对该刊复刊的态度曾有数度变化，皆出于其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文艺政策的即时理解。该刊的终刊并不是外部压迫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     

诗史之情常在 现实主义永存 ：－面对诗史、诗人的深思与顿悟

《胡征长诗选》以事记史,以情记史,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士的豪情,一个诗人的柔情,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挚情,鼓舞了一代人蓬勃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以现实主义的夺目光彩概括了一个时代,并在新时代呼唤着神圣文学的回归。尽管极左政治使这位“胡风分子”蒙冤二十余年,直至今日才将他写入当代文学史,但其人格和作品却因此而更加昭示了文学的神圣。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Care Order (Criminal)

Professor Robert Harris,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ull. Hull, HU6 7RX. Summary This paper traces the life history of the care order (criminal)from its inception in the 1969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to its abolition in the 1989 Children Act. It is argued thatthe care order (criminal) is a microcosm of the central ambiguityof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and that its history accordinglymirrors that of juvenile justice itself. An empirical studyis then reported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role of the provisionsince 1983 has been complex, but that it has catered for threedistinct groups of offenders, of whom only one poses a policyproblem. The ‘residence requirement’ solution tothis problem in the 1989 Children Act is welcomed as havinga better chance of sustaining the different tasks of the juvenilejustice system.     

启蒙话语交锋与“民族形式”文艺论争的实际内涵——以胡风的质疑为视角

20世纪40年代前后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涉及了如何利用旧形式、评价“五四”新文学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胡风对“民族形式”论争的分析，既批评了通俗读物编刊社“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的意见不同，实际上是坚持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胡风的质疑和被批判，显示了“民族形式”运动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纠缠的实际内涵，同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被改造命运的开始。     

论“五·四”时期的翻译

晚清以来的翻译至《新青年》得以转变。《新青年》的翻译,经过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现代翻译的格局。《新青年》之后,《新潮》《小说月报》继续了《新青年》的翻译事业,也体现了《新青年》内部的不同走向,大体来说,《新潮》较多承续胡适的思路,茅盾的《小说月报》较多发展周氏兄弟的路径。     

Arab and Jewish Youth in Israel: Voicing National Injustice on Campus

Haifa University (HU) is the stage for a prolonged social drama between Arabs (20%) and Jews. 86 students (38 Arabs and 48 Jews) were interviewed on their experiences of injustice. Three major differences emerged. For the Arabs, 92% of injustice took place on campus compared to 40% for the Jews. Arabs attributed injustice to discrimination (60%), Jews to the acto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58%); the Arabs transformed injustice events into a political struggle for national recognition, identity, and narratives. The analysis intimates that Arabs' "social being" is developing through the staging of negative expressive acts, namely, respect/contempt and power/weakness. Thus actors at HU can stage social processes, and change sites of surveillance and injustice into places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     

《全唐诗·忆荐福寺牡丹》确系唐人作品

《全唐诗》所收题为胡宿的《忆荐福寺牡丹》诗,被古今学人说成是北宋胡宿的作品。荐福寺是唐都长安的佛寺,诗中有"十日春风隔翠岑"、"空作西州拥鼻吟"句。北宋胡宿是东南地区的人,应试科举和做官,一直在首都汴京和东南地区,没有游宦西北地区的经历。他在世时期,荐福寺历经唐末战乱和多次改朝换代,已逾百年,早已受到破坏。因此,这首诗应是置身西北地区的唐后期作者的作品。     

打开《西游记》研究的一个死角——再论道教文字“秘诀隐文”的特征和关于《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之隐喻的破解

现在看,要破解《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首先就要理解《西游记》中有关隐喻、隐语、暗示和口诀等修辞手法。在厘清有关隐喻、隐语、暗示和口诀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从对历史上若干主要丹学家有关论述的扫描中,特别是从对＂茅山宗＂高道陶弘景的梳理中,说明道教特别是茅山道派文字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就是在说明丹理和叙事时,喜用＂秘诀隐文＂修辞手法,因之,在寻找作为＂华阳洞天主人＂而与陶弘景存在地域道门精神关联的《西游记》最终定稿人时,首先注目其采用的＂秘诀隐文＂手法对其最终定稿人身份姓名的隐形显示,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处的显示,就是符合其艺术特征的办法。＂五四＂以来,《西游记》最终定稿人研究搜寻之所以被导入歧路,也与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对道教文字＂隐文秘诀＂特征熟视无睹有关,其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