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诸子学的历史命运

“诸子学”或“子学”,一是指先秦汉魏诸子百家学术,二是指历代学者研究诸子著作、思想的学问,包括对诸子著作的校勘、训诂、辨伪、辑佚和考古新发现之子书的整理与研究.近人章炳麟说:“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     

“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使命和新楚辞学构建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说,学术预测有其独特的意义。只要认真回顾历史,总结研究史规律,客观地认识现实社会状况及其与学术的关系,在必要时我们是可以对学术趋势作出预测并取得某些成功的。如果对新世纪我国古代文学的格局作一定的前瞻和估测,则古代文学的研究使命将重点在“学术创兴”———创构自己学术思想、理念、方法、体系,实现古老传统学术的现代复兴。就楚辞研究而言,则需要创构“新楚辞学”,具体包括基础材料、思想文化精神与理论方法诸层面的全面构建。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刘师培与近代诸子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因政治上的失足而使其学术成就湮没不彰。本 文旨在考察刘师培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并且探讨刘师培治学方向 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刘师培诸子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 新的学术史体例,并且身体力行著有近代学术史力作《周末学术史序》;开中国近代实事求 是研究孔子之先风;刘师培还是中国近代完全应用西学探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同时他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因此,无视刘师培在近代诸子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子学思潮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任务

本文认为 ,先秦子学思潮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以确保思潮史的真实性与思潮发展的流畅性为前提 ,必须将诸子思想置于先秦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中加以诠释和把握。本文还对子学思潮研究的主要任务 ,如分析思潮的兴衰、得失 ,思潮的跌宕起伏的原因 ,典籍的真伪辨别、诠释的准确性等问题 ,进行了思考     

洛阳学初论

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属于地方学研究范畴。它既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研究洛阳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现代城市发展和未来发展战略,也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洛阳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演进和现代洛阳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共同为洛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其研究重点、学术属性等都与"河洛学""洛学""河洛文化"等有着明显的区别。构建洛阳学既是传承创新洛阳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加快洛阳现代化进程、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与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加大资源和人才整合力度,开好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立洛阳学研究会、加大对洛阳学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为将洛阳建设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学衡派论诸子学

五四后的诸子学研究所以常起纷争,说到底,其核心还是涉及到一个怎样评价孔子的问题.这里存在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向一个是以学衡派等为代表始终反对一味诋毁谩骂孔子的一些学者,他们极力主张恢复孔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给他一个科学的评价.一个是以胡适为代表当年激烈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一批学者,开始摆脱狂热,从历史的意义上研究孔子,强调诸子学平等.二者相辅相成,加速了传统经学的终结和现代学术的发展.这又是一个从心理到学术都需要调适的过渡时期,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冲突,甚至不乏情感的偏向,都应视为正常的现象.     

船山学的博大精深与别开生面——纪念船山诞辰400周年

船山学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的学理化体现和体系性呈现,是船山思想和精神品质能够自成体系并长久绵延的内在机理和学术价值之综合凝结。船山学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既在于她对中华学术文化或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所作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显示出一种集大成的学术特质,也在于她在总结中华学术文化的基础上试图促使其别开生面,向前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破块启蒙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想,体现出一种'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或革故鼎新的学术品质。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     

洪颐煊《读书丛录》对诸子学的研究

乾嘉学者对经学、史学的考据固然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子证经史的作用日益明显,很多学者对先秦诸子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洪颐煊即是其中一名佼佼者。其《读书丛录》中的相当部分,对诸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来诸子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唐诗史观

《四库全书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唐一代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唐诗史。它善于从诗歌史的角度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强调诗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唐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诗歌史的角度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唐诗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古典形态唐诗学的总结,对现代唐诗学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