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怎样解剖社会和批评社会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为改革社会,他毕生作了不倦的探索、思考和奋斗。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对于造成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的旧的社会制度,他始终不渝地予以揭露、剖析,“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尤其是他写的自称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的杂文,更是掷向旧社会的匕首和投枪。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和郭沫若

鲁迅和郭沫若是同时代的两位文学巨星。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是文化战线上两面相映成辉的旗帜。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战斗业绩:“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然而,这一双战友却终其一生未曾会面。“五四”时期鲁迅在北京,郭沫若留学日本。“五四”过后郭老到了上海,接着便于一九二六年到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此时鲁迅被迫离开北京,远走厦门。一九二七年鲁迅到广州时,而…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尼采学说

“立人”是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正是在人的问题上,鲁迅和尼采有过共鸣。本文以鲁迅“立人”思想为线索,论证了鲁迅早年倾心于尼采哲学的主客观原因以及他在各个时期对尼采学说的择取与扬弃。在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上,过去有人说:鲁迅之所以受到尼采影响,是由于前期“思想有弱点”;更为流行的观点是认为鲁迅后期对尼采“无一赞辞”、“彻底否定”。本文从鲁迅和尼采著作的实出发,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试论鲁迅唯物史观的形成

在鲁迅思想发展的讨论中,对鲁迅历史观的转变,还有着一些含糊不清的提法,我认为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现就鲁迅思想发展的这一个侧面,谈谈我的看法。一关于鲁迅早期的世界观,不少同志都用战斗的唯物主义来概括,有些同志并由此推论开去,认为鲁迅早期的历史观也是唯物主义的,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鲁迅早期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而其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鲁迅很早就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目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黑暗,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寻求新的思想武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是鼓吹革命,反对改良,强调进步,批判守旧,宣扬科学,抨击迷信。从认识论和自然观来看是唯物的,从历史观来看,也是进步的。鲁迅当时对历史总的看法是:社会是不断     

“光复会肇始于东京浙学会”说质疑——兼及鲁迅入光复会的时间问题

一九六一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沈瓞民先生发表《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一文,回顾了光复会成立的缘起。他认为光复会肇始于日本东京的“浙学会”,并说鲁迅是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光复会东京分部”成立时入会的。嗣后,有的鲁迅研究者认为“沈说显得合乎情理”,有的同志则以此为据,编撰《年谱》,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我对此说实不敢苟同。一沈先生说:“一九○三年十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我们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在东京的浙学会的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密商。第一次参加     

潘岳是“有骨气的文学家”吗?——对《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的一点意见

编辑同志:读贵刊所载张仲浦同志的《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一九八○年二期),觉得有启发。但其中提到潘岳等几个文人,与嵇康等人一起称为“有骨气的文学家”,说鲁迅也继承发扬他们的什么“战斗精神”,却是很不恰当的。据《晋书》本传称,潘岳很有才气,“善为哀诔之文”,他的几首悼亡诗是很有名的,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斗传统”。他的《闲居赋》,是仕宦不达而假作清高的虚伪文字。潘岳其实是一个品行卑下的人,本传说: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矦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晋书》卷五十五)如此谄媚势利、人格卑污的文人,素为文苑所不耻。后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曾指出他的作     

新人与改革——鲁迅早期教育思想初探

呼唤新人的出现,精心培养和热情造就一代新的战士,贯穿了鲁迅一生的主张和革命实践。一九一八年五月,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就曾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要把下一代从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下解放出来。他曾借狂人之口,严正指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将来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真的人”的世界。他热切地期待着“真的人”即     

论鲁迅与郁达夫

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创造社跟鲁迅有过激烈的争论,虽然后来他们为着同一目标的大战斗的需要,“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一同参加了左联,一同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作斗争,但是要他们完全消除芥蒂,是很困难的。然而,作为创造社发起者和重要成员之一的郁达夫却是个例外。自从1923年2月17日在北京和鲁迅相识后,便终生热爱和尊敬鲁迅。他对于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文化事业上的卓越贡献认识得最早。用郭沫若的话说:“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鲁迅的《呐喊》出版以后,郁达夫一再向友人推荐,他说:“如问中国自…     

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大家要我写点纪念他的文章。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初来浙师院时,在一次学习会上,我曾说过我认识鲁迅先生。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某些人的讥讪说:“你也配认识鲁迅!”从此,我再也不敢谈鲁迅,也不敢承认认识鲁迅。我想现在是不必怕了,可说几句了。但因为事隔多年,有些事只能记个大概,要写成文便又模糊起来了。但无论如何,我要说一说,也算一点纪念。我在北京时,正是青年们对鲁迅先生誉望日增之时。我当时是搞古典文学的,但对《新青年》、《语丝》极有爱好,因而也非常尊敬他。我也听过他几堂课。当时北京各大学的课堂多半是开放的,不论是谁都可以入座听讲,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许多一时名家的。当时北大、师大中文、历史各系的名教授,大部分是余杭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或旧相     

李清照的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

在过去的艺术家笔下,李清照形象常常被描画成只知感风吟月、惜春悲秋,常常长吁短叹、掩面而泣的样子,应该指出,这种印象是十分片面的。鲁迅先生在论陶渊明时曾指出:陶渊明“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的太久了”,其实,除了“悠然见南山”之外,他还有“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因而,鲁迅先生,每见近人唯以飘飘然论陶渊明,便“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同样的,人们对李清照也有了一个了解其“全人”的问题。     

学习鲁迅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品德

鲁迅以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地位。鲁迅以他在反封建运动中冲锋不止、所向披靡的战斗实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界中的地位。鲁迅也以他超凡脱俗的伦理思想和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给人们带来了伴着崭新的社会人生而出现一种崭新的道德面貌、“精神文明”的希望。他的“严酷”的道德修养、高尚的品德情操,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鲁迅的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     

论《狂人日记》的“格式”

《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中颇为“古怪”的一篇。他自己说过:“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表现的深切”无疑是指内容——反封建的彻底性,这好理解;但“格式”即艺术形式的“特别”,表现在哪里?众说纷纭,却又都语焉不详,难以服人。刘绶松同志说:表现在“承继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严谨、洗练的特色,而且给了它以创造性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57页)这未免牵强,与我国古典小说以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取胜的实际不符。     

论鲁迅写“新人”的文学思想

“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创作思想,是鲁迅关于写“新人”的文学主张的集中表现。对人生抱着真诚态度的鲁迅,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的这种冷峻而执着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勾留出了鲜明的轨迹。但,影印在这轨迹中的决不仅仅是冷峻和执着,还有希望的火花和新人的胎动。早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就认     

论鲁迅早期的启蒙思想

在中国启蒙运动思想史上,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都占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由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还在于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人们只是在“五四”时期才能具有的那种思想和见解。他的启蒙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远远地跑到了他同辈们的前头。 鲁迅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他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始终是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他是新文化运动最伟大最英勇…     

文艺评论要从另一种‘凡是’中解放出来

三年前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在文艺评论中用“凡是”态度对待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论述的现象越来越少了。这标志着我们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正跨入一个新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着另一种类似“凡是”的做法——对鲁迅、高尔基的话搞“句句是真理”:有那么一些文章,不分场     

领导·老师·“同学”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同志都是我的长辈。胡绳同志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同志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同志,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朋友来访,胡绳同志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我接着说:“五七干校”的“同学”。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同志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面,一直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论肖红小说的乡土特色

从早期(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曾对历史做过真实而深邃描写的乡土文学,到三十年代大大加强了的地方色彩,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发展线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迅才特别强调文学的地方色彩。在致何白涛的信中,他说:“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在致罗清桢的信中说,“地方色彩”也能增加“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我们从鲁迅的上述意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鲁迅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据此评论过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他把这样的创作叫做“乡土文学”。随着文艺运动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在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家中,鲁迅特别看重东北女作家肖红。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田军的     

瞿秋白同志严以律己的自我解剖精神

一、严以律己自我解剖的楷模“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古训也是今铭,在这方面,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瞿秋白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不揽功诿过,不搞歪风邪气。”这种严以律己的精神堪称楷模。周扬同志说:“秋白同志无论在理论上乃至路线有什么错误,都是老老实实地摆在明处,当着他不知道错误的时候他坚持,他知道了就勇敢地承担责任,绝不替自己辩护和推卸     

美国汉学中的鲁迅

鲁迅在世时,他的作品就遭受美国汉学界的冷遇。对于中国五四运动期间产生的新文学,美国某些集团向来是敌视的,认为它是“渗透共产主义的”。只有E.斯诺的态度例外。他把宣传中国的新文学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原在中国取得的文学成就使美国汉学家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变化。美国开始发表鲁迅作品的译文;他的作品得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些学者的重视。鲁迅逝世之后,甚至国民党当局也赞助他的作品在美国普及,这是用杰出作家的作品进行政治投机的典型事例。可是,美国大学汉学界仍然漠视鲁迅和中国所有的新     

浪漫的和个人的--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三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鲁迅的个性观亦明显地借鉴了道家文化资源,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对“以众虐独”的警惕与老庄思想中对“异己”的警惕如出一辙。其二,在表述上,如“人丧其我矣”来自于庄子的“吾丧我”、“自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