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族民间信仰象征

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土族民间信仰中的象征体系从象征思维、结构、具象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土族民间信仰象征内容十分丰富，且随着社会的演进，其程序亦不断发生异化。     

台湾民族学的祭祀圈与信仰圈研究

台湾民族学在西方欧美学术传统的较深影响下，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其在吸收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时，也注意与田野调查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一条有利于创新的学术路线。本文所论及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原本是台湾汉人社会组织的一种，属于民间信仰范畴，是客观自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其研究中，以施振民、许嘉明和林美容等为代表的学者却将其深化为一种有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很值得广泛地借鉴和学习。本文主要叙述了这一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内涵及其所适用的研究范围。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洁净观念初探

长期以来,土族民间信仰中存在“不洁”和“洁净”观念。本文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洁净观念中人与恶灵的关系、“不洁”和“洁净”的二元对立履相互转化仪式,并对其心理根源和社会功能作了探讨。     

从清季民初的民间祭祀看三峡地区的民间信仰

民间祭祀活动是展示信仰风俗的主要方式。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十分普遍,大致可以分为祭祖和祭神两种类型。通过对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三峡地区民间信仰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包容性和实用性、畏惧与依赖心理、俗世性趋势的复杂纠合。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发神”习俗探析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发神”活动作为土族信仰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艺术、宗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在保留和遗传古风的同时融入了多种信仰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点.     

关于土族民间信仰及习惯法的人类学分析

土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和运作深受土族民间信仰的影响,习惯法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民间信仰中的各种禁忌、仪式、巫术构成,而神灵观念和内心的信仰是土族习惯法最主要的来源,各种禁忌、巫术直接推动着土族习惯法的有效执行。同时,土族习惯法又维系着民间信仰的内在结构,强化了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城镇化建设与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以黔西南地区为例

城镇化及其工业化建设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山地“文化圈”的传统,也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祭祀圈”的传统,使得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城乡结合部,成为讨论黔西南城镇化建设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清虚无为与血牲祭祀——从"鬼道"看蜀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民间信仰常以血牲祭祀来祈求神灵保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间信仰就会试图革新,向更加成熟的宗教形态演变.道教有着相对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成熟的宗教组织系统,因而成为民间信仰转变的理想模范.西晋蜀地陈瑞的"鬼道"就是一种包含民间信仰和道教要素的混合体,它既把民间信仰常用的"鱼"、"酒"等物作为宗教仪式的祭品,也采用"天师"、"祭酒"、"治"、"传舍"等早期道教的组织形式.其发展过程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浓厚的民间信仰性质,后期组织日益庞大,向正统道教转变的轨迹日趋明显.     

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

形成于宋金时期的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在明清两代达到大盛,并借助神亲链形成了水母祭祀圈。这与当时晋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人口增长,以及造纸业发展导致的用水紧张、村际关系恶化有密切联系。水母信仰同以张郎为例的个体村落水神信仰大异其趣,后者发挥的作用多是证明自身水权的合法性,目的是争夺水权;而水母信仰更大的作用是协调村际用水矛盾,维系、整合整个晋水流域。水母信仰覆盖整个晋水流域,并借助神亲链发展成为了祭祀圈,成为晋水流域一种文化认同,对和谐村际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民众记忆中的雹神信仰与祭祀仪式

冰雹是由强对流天气引起的一种严重的气象灾害。冰雹对农业危害尤其大。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以农业生产为生的民众便产生了一种对冰雹的敬畏．人们把下冰雹当成一种神灵所为,认为有一种叫雹神的神灵,于是产生了雹神信仰。相应地各地也产生各种祈求避免或减轻冰雹灾害禳解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坪上镇上峪子村的雹神祭祀情景可是例证。     

土族多元宗教信仰及其渊源——以互助县东沟乡念先村宗教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互助东沟乡念先村的田野调查,将着眼点放在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村落”上,在搜集、比较、参考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土族宗教信仰的现状、特征及其成因作了介绍和论述。作者认为土族宗教信仰是一种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佛、道以及萨满教等并行的多元体系。     

土族族源与吐谷浑——读吕建福先生新作《土族史》札记

土族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分歧。主要有“吐谷浑说”和“蒙古说”两种观点。《土族史》作者在坚持“吐谷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土族就是吐谷浑”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一些评论。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神祗与仪式——对民和土族村寨保护神信仰及相关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在前人调查研究基础上,结合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对民和三川地区土族村寨中供奉的主要神祇和相关仪式及其内涵、成因进行了论述。     

土族名称考释

本文从土族旧称土人、土民的性质、文献记载及其与吐谷浑之名的指称实体、内在联系、对应关系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证土族的名称,认为土人、土民是土族的特定称呼,原出自称,后转为他称,从宋代沿用至今。并认为土人之称由吐谷浑———吐浑之名简化而来,历史文献中指称的土人正是吐谷浑人,吐谷浑的读音与土族自称土胡、土护对音,说明土人就是吐谷浑后裔。     

论土族的“猫鬼神”崇拜

土族民间信仰的内容特别丰富,有多种文化的因子,其中精怪信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此,文章主要对土族地区半神半鬼的"猫鬼神"信仰进行了剖析。     

土族习惯法探析

土族习惯法是指用来调节土族社会关系的某些社会规范,主要体现在土族氏众的各种仪式、节庆等社会生活之中。土族习惯法具有独自的法文化渊源,并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最终形成多元的规范合体。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间信仰圈建构的实证研究——以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苏集镇为个案

民间信仰圈研究是近年对多民族社区内部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区内各民族之间信仰圈的制衡实际上是各民族对社区内统一资源的争夺在文化上的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间信仰圈在明晰民族边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汉族信仰者的心理，促进了社区内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稷祀与民间社日研究

古代民间乡里的社日,一般认为其只祭社神而不祭稷神,其实民间社日祭祀的也是社神和稷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祭祀稷神的成分更多于社神。民间的社日源于先秦的“置社”,春秋战国时代,民社已经遍布天下,而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至今流风尚存于个别地区;但民间乡里的社日与封建国家政权的社稷是多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