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地流转：政策目标、面临挑战与改革思考

促进规模经营及农业发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和防范农民失地以维护社会稳定是我国农地流转政策的三大目标。当前,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主要是土地经营权出租,其他方式的流转比例很低。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农民群体的分化,农地流转面临着政策目标失焦、多个政策目标不够协调、流转实践存在不少困难等挑战,越来越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当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加快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将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创新农地流转及利用管理方式,推动农地权利向真正务农者长期稳定转移,实现农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城镇化进程中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构建

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转移,农民群体逐渐分化,农民分化导致农民在土地产权认知、流转意愿、养老保障需求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引导部分有条件的农户从农村有序退出成为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享有,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权力,更与成员身份紧密结合的社会保障权。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需要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和土地权益的实现,重点是建立多样化的退出模式、经济补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引力机制。     

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从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两个方面挖掘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受模型中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黑龙江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地整治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农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水平。     

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孰因孰果?

已有研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证据表明劳动力转移和农地转出两者之间,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在计量处理上对内生性问题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并有效解决。本文采用广东、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气候数据库数据,寻找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工具变量,从互为因果的两个方向验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地转出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但劳动力转移显著影响农地转出。在明确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作用方向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表明：在统计意义上,劳动力转移正向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但是从系数值看,劳动力转移比例增加1%,农地转出增加仅为0.264%,表明在经济意义上,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影响程度相对较弱。由此提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集中及其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通过“人动驱动地动”仅是制度安排的一个方面,需匹配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并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激励效应。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与创新机制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

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且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型农地制度,是新农村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江西抚州市农村土地流转展开深入调查、分析、研究和探讨,提出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以土地流转为契机,建立土地政策协调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问题探析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地流转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在详尽分析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受损现象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规范流转程序、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对策。     

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地利用变化关系研究

基于1978-2015年福建省相关数据,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SBM模型和农业生产函数,分别对4个阶段的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耕地面积、农地利用效率、农地利用要素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耕地面积、农地利用效率、农业利用要素存在规律性的变动关系,且变动关系受到政策制度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应从因时利导,促进劳动力合理转移,保护耕地,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提升科技,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减量施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等方面改善福建农地利用方式,缓解人地紧张关系。     

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探讨

从农地流转的一般理论出发,提出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等方面。为了提升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必须坚持经济法的平衡协调理念、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实现经济效率、经济公平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实践层面,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在农地流转正外部性激励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出应从产权划分法律制度、财政税收法律制度、金融信贷法律制度及中介主体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实现对我国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法律激励。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历史演进及思考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国家政策导向,是探索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演进大致分为政策松动、法律开禁、法律规范、政策助推四个阶段,并围绕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强化管理服务职能、丰富农地流转形式、增强农地流转监管等方面对未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思考,以求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健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障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务工距离如何影响农地撂荒——兼顾时间、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性考察

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农地撂荒,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前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考察了农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本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并未产生影响,而异地务工通过降低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条路径加剧了农地撂荒。(2)异质性分析表明,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因转移劳动力的性别和代际结构存在差异性效果,家庭女性和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务工明显加剧了农地撂荒行为。(3)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权稳定、农地流转与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显著弱化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文章强调,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生计模式更有利于耕地的合理利用。此外,推进农村城镇化,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有助于缓解农地撂荒并改善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梁平县农户农地流转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梁平县为研究区域,从农地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流转效益、流转协议、流转期限等角度讨论了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从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粮食安全与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制约因素,针对问卷调研的计量分析结论,构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宣传和落实流转政策、健全农地流转市场等推进梁平县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农地纠纷的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我国农地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我国农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农地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农地纠纷的对策,对推动农地制度的改革,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制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当前统筹城乡经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黑龙江省目前的农地经营规模还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与其适度的经营规模仍有较大差距,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推进过程中还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制度的影响。因此,黑龙江省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农地规模经营的相关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农地规模流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地规模经营的融资渠道,从而加快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统筹视阈下现行农地使用制度的效应分析

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和逐步完善等,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组织和经营模式创新、城乡体制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完善、农地保障功能过强等缺陷,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城市化能力、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产生了负效应。城乡统筹视阈下,笔者对现行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二是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实施,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进而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契机.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必须以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为前提.农村土地流转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探析——基于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柴河镇84户的调研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农地流转日益成为能否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尽管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政策的导向并没有引发土地大规模的流转。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柴河镇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进行调查可知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流转面积小、期限短、形式不够多样、合同不够规范和缺乏中介组织。从土地供求角度进一步分析可知。农业比较利益低、非农就业不稳定、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强化、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健全是制约我国农地流转的瓶颈所在。     

从双层所有权着手突破农地制度改革的产权瓶颈

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两权分离以及由此形成产权上的双重残缺。这对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改良土地等都是不利的,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双层所有权意在对农地所有权进行田底和田面两个层次的分割,在分割所有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一种完整的农地产权,以此突破中国农地制度在所有权改革上的瓶颈。这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农地流转,发展土地市场和农地规模经营以及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推进农地流转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土地使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农业由小农经营向规模经营过渡的必要途径.当前农地流转规模还不大,成果还不稳定;流转形式不丰富,流转制度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完善,中介服务职能不健全;新型经营主体表现出功利性,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农地流转必须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完善农地流转方式,规范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完善中介服务机构职能,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对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农民积极进行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