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

世俗知识、普通知识、高等知识对应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呈现出现代中国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术架构的知识范式转型线索，和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制度建立的宏观语境。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一方面展示出个体知识人纵横勾连出的知识谱系立体交叉结构，另一方面展示出知识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若干复杂面相，这至少包括：知识生产制度、历史生成语境、作为载体的语言、作为主体的学人、学科规训的出现、公共领域的交错等，即在个体侨易背后是更高层次的范式侨易。     

南京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及对策

思想、知识、技能、人才和创造力，是当代经济的真正财富来源。“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成了今天的美国从硅谷到华尔街的流行语，日本人也喊出“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口号，韩国人则打出了“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标语。其结果是，提出了“创意是产业之魂，产业是创意之根”的重要命题，并将发展创意产业提到政府决策上。     

朱熹融通知识与信仰的思想理路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获取知识的直接结果是显示并了解心中的“天理”。“理”是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在对万事万物的“理”的认知过程中获得并扩充，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因此，在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知识与信仰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标——“理”。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上，朱熹倡导涵养、居敬与格物致知、穷理内外并进的工夫，即主体通过致知、穷理等外向工夫，达成从知识积累的“众理”到“一理”的上升与飞跃；通过涵养、居敬等内在工夫则在内心对“天理”的信仰保持虔敬态度，也能对主体获取知识创造条件，从而打通了由现实的具体“理”的知识到超越的终极“天理”的信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到信仰的融通与飞跃。     

关于文学史观念的几个问题

文学史概念有“原始形态文学史”与“知识形态文学史”之分；所谓“文学史观念”，系指后者在处理前者时所确立的一种基本的文化理念、思路、视角或方法等，其中涉及到对前者的内容的倾向性认识，则可视之为“文学史次观念”。次观念之一的“风貌文学史”观念，当是对知识形态文学史的学术文化目标的基本定位；另一更具方法论色彩的次观念即“比例尺意识”，则有助于把握一种评判原始形态文学史现象的价值标准的分寸感。这两者均建立在“计量史学”的原理上，所以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     

从“名家”到“名学家”

中国古代有“辩者”之称，无“名学”之名。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有“名家”之位，无“名学家”之说。“名家”如何在近代学科分类中演变为“名学”和“名学家”？随着晚清分科体系的建立和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涌入，一系列学科新名词，如化学、计学、名学等被创制生成。词缀“学”在指称学术思想之外成为了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学科名称的后缀。在此背景下，“名学”成为了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名家”到“名学家”并非自然直接的过渡，除了需要“名学”转接外，还需要“家”这一新词缀。此外，“名学家”一词的创制还与近代汉语在构词上通过附加类词缀构造新词以及汉语的词汇化现象有关。     

浅谈政治教学的设疑艺术

古人云：“学则设疑，方疑则大进。”设疑是教学中启发学生思维的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学源于思，思源于疑，疑是探求知识的起点，小疑则小有收获，大疑则大有收获。政治课的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生疑——质疑——释疑的过程，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学生通过质疑、释疑，解决了矛盾，就能从未知到已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可见，设疑在启发式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关键在于如何设疑，何处、何时设疑才能做到“精…巧”。我在设疑中注意到了这几点：     

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四新”建设的知识逻辑与实践路径

随着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日益紧密结合，新背景下的“四新”建设业已成为探索不同学科间的接触点、培育学科增长点、完善甚至重构知识体系的实践过程。不同学科或问题领域存在不同的知识属性和知识特征，必须把握住不同学科交叉演进的阶段性，即根据知识整合与知识生产所处的阶段，分类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强调应用性和场景性、融入新技术、牵系人类命运走向、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为使命，是“四新”建设的共同特征。如何构建面向开放知识的新型制度体系是“四新”建设之路上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

古汉语介词“之”的形成杨雅丽“之”在古汉语中是常用字。“之”可以表示动词、代词、结构助词，也可以表示介词。“之”记写动词，含“前往”、“到”之义。“之”记写代词，可以指代人、事物、处所，多用作宾语或定语。“之”记写结构助词，可用于偏正结构的名词性短语...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形象之异变

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成为时下的热门课题，在其十五部作品中，从陈家洛、郭靖到萧峰，再到令狐冲、杨过，最后通过韦小宝，展示了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形象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侠之正”到“侠之变”再到最后的“侠之反”。     

瑞典“知识学校”培养独立学习者

“知识学校”公司是瑞典领先的独立学校运营商，学生在“知识学校”里将自主设定自己的成绩目标和日程安排，甚至自行决定课时的长短。 “知识学校”的学生需要为自己设立—个长期的学习目标。在开学之初，学生和家长、教师—起共同制定毕业时要达到的学习和成绩目标。     

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功能定位的形态演化与改革展望

在人民法院司法工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建设背景下,裁判文书显示出“司法索引”的功能定位,其改革孕育了裁判文书司法索引的萌芽形态。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阶,实质上引发了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裁判文书实现了从“被索引”到“索引化”的转变,司法索引功能定位形成;“要素索引”形态的出现,标志着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成熟。以知识为中心的人民法院信息化4.0版建设开启了裁判知识改革,裁判文书司法索引迎来从“要素索引”到“知识索引”的形态突破。为实现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的突破,需要进一步深化裁判文书改革,深推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深耕人民法院裁判知识改革。     

伦理生命的智识转向——熊十力人生哲学的"物性"构建

熊十力人生哲学是在对古道继承中进行的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是通过高扬智识主义的大旗，把知识溶于生命之中，释科学为“日益之学”而进行的。通过对科学精神的诠释，熊氏从“道”的层面把科学思想引入中国的人生哲学之中，承认其人生的积极意义，并通过对传统日益之学和日损之学的发微，构建了立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上，又吸收现代西方科学精神、具有时代特征的“返本”之学。     

中学数学过程性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在教学中要树立正确的教学过程观。教师应具有“重主导，突主体”的教学观念、“教一题，联一片”的教学视野、“重思想，教方法”的教学理念，注意结论性教学与过程性教学有机结合，让学生经历数学概念的抽象概括、问题的探索发现、方法的思考选择、结论的归纳演绎和规律的总结提炼过程，留下知、行、思之痕，在知识生成中获取知识，在知识探求中找到乐趣，在知识反思中学会：法子，从而为培养数学素养和创新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岛＂之意象的内涵分析——对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小说《岛》的解读

英国女作家雏多利亚·希斯洛普的成名作《岛》讲述了希腊克里特岛上的一家人和麻风病抗争的故事。小说以佩特基斯家族为代表，他们由绝望到希望，由痛苦到光明，一步步前行、寻找，直到重获新生。对小说中“岛”之意象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岛”就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之地的鲜花，而浇灌、滋养这鲜花的，是温暖、博大的人性之爱。“岛”之意象代表了希望和重生。     

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范式转换及其内在逻辑

自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提议始，相关的知识生产便呈逐级递增之势。舒氏“身体美学”思想恰如身体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期然地联结起了传统与当下两种不同的身体美学研究范式。如果说舒氏身体美学及其之前的身体话语研究是对西方美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传统的解构与超越，那么后人类时代的身体美学研究则是对身心统一的技术化践行与反思。因此，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变革，即由在二元论框架内展开的以思辨为主的知识言说方式，向科技与人文大融通的“反身性”言说方式的转变。这种身体美学研究范式的位移，更新并重塑着我们的知识地图，让我们对“自然人”与“技术人”的本质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为当下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路径。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纯文学”的反思——几则书抄和感想

“纯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支撑“纯学”这个历史概念的有一套不断变化和“完善”的知识体系。当然可以说这套知识体系是一种话语实践，但在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语境下，在“自恋和自虐的”学院式化研究的呼喊带领下，话语与权力，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已经铺设了快捷的直通车。要登“纯学”之“堂奥”，“窥其境”，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透视“博导下岗”

兔年伊始，中国科学院数学类研究所100多名研究员、传导‘下岗”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人们议论纷纷。其实，人们所说的研究员、博导“下岗”只是一些很表面的现象，在渲之後，是中国科学界正在进行著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力度也最大的变革。一项名为“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工作正在中科院这座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里紧锣密鼓地进行。所谓“知识创新工程”，是中国科学院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从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构想出发而组织实施的一项浩大的跨世纪系统工程。其总目标是：到2010年前後，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     

论市民宪法的品格

市民宪法坚持“宪法从人民生活中来，到人民生活中去”的理念，与传统政治宪法比较而言，具有独特的品格。一是生活的品格：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应与人们的生活范围重合，人们可以运用宪法知识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二是精细的品格：宪法应该是一个“有效且无漏洞”的规范体系，关注人们生活中琐碎、具体的事件；三是制度的品格：任何权利均具有“制度保障”的品格，立法机关的“形成自由”不得侵害特定法律制度的核心与本质内容，在履行宪法的保护义务时遵循“不足之禁止”与“过度之禁止”两项基本原则；四是技术的品格：宪法条文的内容要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发掘，宪法问题要借助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