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宋玉《招魂》的礼制解读

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宋玉《招魂》所涉之魂主身份、招魂动机等争议颇多。从礼制入手考辨,可以认定《招魂》系宋玉为招楚襄王生魂所作诗篇,其起因则是楚国举行大田之礼,在狩猎仪式中,楚襄王不慎受惊,故而招魂。     

《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屈辞《大招》释疑

楚辞《大招》和《招魂》文本之异同乃巫祭文化使然。"二招"共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的招魂礼,一事而二用。《招魂》用于野外,《大招》用于出殡前宫中举行的大型祭典。"二招"均为屈原据巫觋及巫官祭辞改创而成,并因招魂时地及行招者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体制和风格。其题旨均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招魂》研究观点辨析

文章通过对《招魂》对象和作者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梳理、考证,并以散存于苗族民间的习俗作佐证,提出《招魂》的作者是宋玉,所招对象为楚襄王之生魂     

再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前曾写《论<招魂>为屈原自招》一稿,有些问题谈得不透,有些尚未谈到。本文拟就以下八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一、《招魂》的创作时间,定于何时较合情理? 二、开头六句怎么讲比较通顺? 三、《招魂》和《大招》的对象,能不能同是怀王? 四、“西方之害”一段,是不是影射怀王客死于秦的史实? 五、能否肯定屈原时代无招生魂的风俗? 六、“工祝招君”一节所描写的,是不是招死者之魂的仪式? 七、“故居”生活究竟跟谁的身分不相称? 八、招魂回郢是否只适用于怀王而不适用于屈原?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招魂》研究综述

对《楚辞·招魂》的研究,一直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综观汉代至今的《招魂》研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对作者、被招魂者、所招是生魂还是亡魂等少数问题的研究到逐渐涉及《招魂》方方面面研究的发展过程。把历代学人《招魂》研究的成果分三个阶段作一客观陈述,以期对这一课题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于《楚辞&#183;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大招》的作者是谁?(下)

七、关于鲜卑或说,《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这句话曾引起现代几个学者疑为这是汉人作伪露出的马脚。最初陆侃如《屈原》一书有自注说:“我从前曾据交趾鲜卑把这篇的时代移至汉代,后承陈伯弢、朱逷先二位先生告诉我说,这两个名词已见《国语》《吕氏春秋》等书,故不能作证。”后来粱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或《屈原研究》、最近刘永济《屈赋通笺》都还以为鲜卑出现在汉代,疑《大招》为汉人伪作。为什么郭先生不曾疑及这一点呢?关于鲜卑,说来话长。我想当是郭先生已认为《招魂》是屈原为招楚怀王而作,他译《招魂》晋制犀比”就不采旧注,自出创见,译为“晋带鉤”,以为这是赌注。可知他以为犀比就》     

巫官屈原九证

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刘向典校经书,分楚辞为十六卷,而王逸“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逸文自为一卷,名曰《九思》,合为十七卷,流传至今。十七卷中,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大招》一篇,逸曰:“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招屈原之魂;近     

《楚辞·招魂》新考

屈赋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无偶.《招魂》一篇,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它以丰富的内容、特异的形式卓立于先秦文学之林.予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史学上,它亦具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是保存先秦建筑、饮食、服装、音乐、歌舞、游艺史料的重要文献.然而,围绕着这一篇作品的若干基本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完满的解决.《招魂》是屈子之赋?还是宋玉之作?抑或是刘安宾客所为?是屈子作以招怀王之说有据?还是屈子作以招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屈辞《招魂》新辨

楚辞《招魂》用于为楚怀王举行国丧活动中招魂仪式第一阶段。诗序叙巫觋扮演怀王亡魂、上帝、巫阳,交代招魂事由。招魂活动始于楚境旷野秦、楚交接灵车时,由巫阳招魂至郢都修门,转由巫官工祝引魂回故居。该诗是屈原在祭辞基础上改创而成。其题旨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明招怀王之魂,暗寓忠君爱国之意。     

《招魂》系论

《招魂》系论张叶芦一、论《招魂》的作者与被招者及其生死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被招者又是谁，自汉以来看法就有歧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认为作者是屈原，被招者未明言是谁；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认为作者是宋玉，被招者是屈原。其后南朝梁...     

论屈原辞赋的两种体式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说有25篇。据王逸《楚辞章句》,它的具体篇目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大招》1篇,是否屈原所作,王逸疑不能明。至于《招魂》,司马迁认为确系屈原之作,而王逸却定为宋玉。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楚辞中的苗族文化因子浅探

楚文化与苗文化有着割扯不断的关系 ,楚辞中埋藏苗族文化的因子。例如 ,宋玉《招魂》招唤顷襄王的生魂回归枫林 ,即与苗族原始宗教里枫树崇拜与始祖崇拜是叠合在一起的有关 ;屈原《九歌·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可能与苗族青年男女的“跳月”风俗有关 ;屈原《天问》中的“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败 ?”可能与苗族文化认为狗屎能够祛病避邪、禳灾免祸有关。     

《招魂》"屈原自招"说答友难

《招魂》中对"故居生话"的描写,有极大的虚夸成分,在《离骚》中甚至有更为夸张的描写,不能认为与屈原身份不合;天帝所辅者,也可以是臣民;招魂方位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作品人物居于不同的方位造成的;《招魂》"序言"中"牵于俗而芜秽"有确切的解释;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并非定论。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