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基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须转变为重视增加消费尤其是居民个人消费。本文根据陕西1985-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建立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进而针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 ——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消除贫困和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对广西来宾市A村进行个案调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取得重大成效,实现全部脱贫,得益于扶持政策的可持续性、移民融入的稳定性、制度系统化形成的政策合力等.为了更好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推进乡村振兴,政府应当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要时刻关注移民的动态,解决移民社会不适应问题,重视社区文化重建,以实现新型农民塑造与塑造新的环境的互动与良性转化;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各项制度以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保障移民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村庄发展、资源禀赋认知与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 ——基于575份农村居民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75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及其所关注的农村改革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规划建设、工作稳定程度、农村非农化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受教育程度、宅基地退出、生态环境代价、非农发展方向等因素对农村居民选择城市发展的影响更突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建设意愿的影响不明显;农村居民极为重视农村社保改革、农地改革和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振兴事务,并认为现代农业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尊重农村居民选择,积极做好提升就业水平、人居环境整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深化农村社保改革等工作.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的视角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视角切入,识别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主要源自努力不均等,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70%,而机会不均等的贡献率仅为26%左右。但与努力不均等相较,机会不均等程度及其对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收入获取过程中农村居民间机会不均程度在加深。此外,众多收入差距决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迁移、职业等因素是农村居民努力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年龄、性别、所在地等环境因素是农村居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不仅需提高努力回报来强化努力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还应重视弱化环境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并致力于将补偿环境差异作为主要措施。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基于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案调查

在组织的生成发展中,精英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相关组织理论中,组织化即组织生成问题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组织生成与精英关系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结合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的乡村精英角色,可以揭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而农民组织也是乡村精英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发挥对村庄影响的重要载体或平台。由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培育乡村精英,通过体制吸纳,赋予乡村精英公共身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实现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研究——基于资源与资本有效结合视角

生态资源是乡村价值的重要组成和特色禀赋,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动力。推动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本要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乡村资本外流且内部积累不足的背景下,提升城市资本与乡村生态资源的有效结合程度至关重要。从公共产品视角和产权维度出发,乡村生态资源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纯私人产品,由于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目标导向差异,纯公共产品应完全由公共投资进行,纯私人产品应完全由私人投资进行,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应分别由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主导进行。通过加强保护空间载体与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多元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政府引导与市场监督、设计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等具体措施,能够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正式网络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吗?——基于福建省、安徽省320农户的调查

正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变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而这种影响因收入群体不同可能产生差异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福建省、安徽省两省320农户的实地调查,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QR)和工具变量分的位数回归模型(IVQR)研究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网络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模型是有必要的;(2)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3)正式网络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是缓解了农村目前的收入差距。因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落实农村地区职业培训的政策扶持以及在政府补贴和丰富农村居民的正式网络,保证"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精准识别"问题。     

民族地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 ——基于重庆市6个样本县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财政投入作为民族地区致富奔康的有力推手,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步实现民生福祉有重要作用.利用DEA-BCC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基于巩固脱贫成果的现实需求,以4个民族自治县及2个县的民族乡为研究样本,对重庆市6个样本县2008—2018年财政扶贫绩效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静态评价方面,财政资金总体投入对样本县经济水平的相对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动态评价方面,产业、人力资本投资及公共服务等专项资金均能显著提升财政扶贫绩效.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新发展阶段,应扩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探索构建扶贫资金稳定投入增长机制,优化民族地区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结构,设立专项基金促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收入增长、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行为——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CHIP2002中农村家庭的微观面板数据,我们研究了收入增长、不确定性对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现期收入冲击和较低的现期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造成目前收入增长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较低;农村家庭存在一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预防性储蓄动机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