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收益研究述评

综合收益是指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由源于非所有者的交易、事项及情况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之变动。对综合收益的研究能够帮助更好的了解公司业绩,降低投资风险,因此综合收益有用性研究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综合收益有用性进行研究,包括综合收益与业绩报告、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综合收益与收益预测和资本成本的关系、综合收益在契约中的作用等方面,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国内学者对综合收益的研究具有一定贡献,但还缺乏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应加强对新兴市场国家综合收益报告有用性的检验,并结合综合收益报告的特点,考察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有用性,加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考察综合收益有用性的研究。     

隔夜信息、成交量与收益波动

基于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信息和交易因素,对我国内地股市非交易期间收益率与交易期间收益率进行分析,并与香港市场比较.我国A股市场非交易期间的收益容易受到滞后信息的影响.由于我国内地股市开放程度相对较小,外围市场的信息不会对我国A股市场产生强烈的冲击,所以我国内地股市的隔夜收益率波动相对较小.交易期间,A股市场交易时段收益率波动大于香港市场,是因为A股市场交易时段收益与交易量的变化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大于香港市场的这种相关程度.由于隔夜信息的存在,成交量的变动对交易时段收益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不过这种不对称性在上涨周期中,表现的并不明显.     

收益递减律不能否定

复旦大学学生张欣来稿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不是“臆造”的。收益递减规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是法国杜尔哥和英国安特生同时提出的,最初指的是“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即“在一定面积土地上连续追加劳动和资本,当超过一定限度时,追加部份所得收益渐趋减少,即土地收益递减”。来稿论述了收益递减不仅在农业部门存在,而且同样适用于其他生产部门。作者认为,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拥有土地、资源、资本、技术装备必然是有限的。它有一个合适的劳力需要量。如果社会上现有的劳力超过这一适度,就会引起平均收益下降。这在资本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是如此,在资本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来稿指出,这个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大量地、经常地起作用,而且态势严重。我国所开发耕地不多,资金技术装备容量狭小。可以预见,在相当     

固定收益投资

正固定收益投资是指预先规定应得的投资收入,一般用百分比表示,按期支付,收益在整个投资期内不变。多数债券和优先股的收益都是固定的。固定收益投资的特点就是收益固定,包括存款投资、债券投资和优先股投资。这些投资收益稳定,风险性小。固定收益投资工具种类很多,如储蓄存款、商业票据、可转让大额存单、债券等。固定收益投资工具的性质是两权分离,必须归还。固定收益投资工具中的储蓄存款、债券、可转让大额存     

媒体报道、会计稳健性与控制权私有收益

基于犯罪心理学的风险规避理论,融合信息不对称的分析框架,以我国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以及在会计稳健程度不同的公司媒体报道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发现:媒体报道越多,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越小;且媒体报道能有效改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会计稳健性较强的上市公司,媒体报道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关系不显著,而在会计稳健性较弱的上市公司,媒体报道能有效缓解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     

论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与收益

接受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个人应当通过对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对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做出决策。而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分析发现,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下降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过度化。     

边际收益运动规律初探——兼论“边际收益递减律”

近年来,随着讲求经济效果问题的提出,理论界重新展开了如何认识“边际收益递减律”的讨论。一些同志冲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全面否定的倾向,对此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但其中出现的过份肯定倾向也值得我们注意。笔者认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边际收益递减律”的一系列论述,仍然是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本文试     

基于成本收益法的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估研究

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现状,结合理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背景,指出基于成本收益法的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估可使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理性回归到科学监管模式.进而详细构建这一评估体系,通过对其成本与收益指标内容的深入分析,结合量化建模,探索食品安全监管绩效评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教育收益首先可以划分为投资性收益和消费性收益。投资性收益是一种市场化的、货币性收益,某一级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的衡量,可以用接受这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接受下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差额来计算。消费性收益是一种非市场化的、非货币性收益,它主要是指教育给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成员,在精神满足程度、家庭生活、经济理性、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收益。教育还具有一种外部收益,它主要是指教育给受教育者本身及其家庭成员以外的社会成员带来的收益,外部收益是一种非市场化、非货币性的收益。     

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制拆迁行为。地方政府进行强制拆迁面临着有形成本、交易成本、风险成本和公信力成本;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拆迁又可以获得"第二财政"收益、政绩收益、制度租金收益、灰色租金收益和威慑收益。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强制这样"非常规"的拆迁方式,是基于收益最大化或者至少预期拆迁收益大于预期拆迁成本的考虑,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动力源在于将收益为正并使之最大化。     

收益管理在酒店业的应用策略

本文探讨了酒店业收益管理的基本定义,明确了酒店收益管理系统的三个目标概念,包括潜在收益最大化,日平均价最优化和延长停留期。最后提出了酒业应用收益管理的四个重要策略,包括需求预测、收益控制、收益系统与程序以及监控等。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度量方法评论与改进

学术界已经从各自的角度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测算方法进行探讨与改进,但国外的度量模型并不直接适用中国私人收益的度量问题,而国内学者的修正模型仍存在一定缺陷。分析发现,以溢价水平来估算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是否准确与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密切相关。在我国控制权转移市场中,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控制权出让方的主体性质。因而,对于不同主体类型的控制权转移事件加以区别对待,分别度量,才能更准确地估算出买卖双方的私人收益水平。     

融资类信托产品承诺收益的市场分析

禁止信托公司承诺收益是我国信托法规的特殊规定,在融资类信托产品中不符合最优风险分担原则和最优激励原则,还会被重复博弈和投资人有限理性所弱化.将融资类产品是否承诺收益的选择权交给市场符合信托公司与投资人的利益,由于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的或有负债进行了限制,在合理计算风险资本的前提下,可以对达到一定评级的信托公司放开融资类产品收益承诺限制.     

海运收益管理研究

从分析海运收益管理的决策目标入手,将海运收益管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分析了收益管理决策的内外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提出提高收入和降低成本的各种途径,并从整体上提出了海运收益管理决策的系统结构模型。     

发达国家的技术战略和收益结构革命

随着技术战略在发达国家核心地位的确定,整个西方世界成为技术研发的“中央根据地”,他们系统创新和解决好制度、法律、规划、政策等与技术战略有关的关键性问题,从而促进了技术革命和企业收益的结构革命,也就是无形资产的经营收益,成为发达国家以及他们的经济支柱的——企业和公司的收益主要源泉.这种变迁昭示着世界企业未来发展的转型焦点.这些无疑对我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西部人才流失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我国的人才流动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现象 ,致使西部地人才短缺现象日益严重。人力资源的流动 ,涉及到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及对风险的权衡。政府应当为西部地区积极营造吸引人才的条件和环境 ,以此提高人才流入的预期收益和降低相应的流动成本。     

中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控制权私有收益因素分析

本文检验了控制权公共收益和控制权私有收益对我国上市公司购并动因的解释能力。结果显示:控股股权转让溢价为28%,而非控股股权转让溢价为5%;与此同时,样本公司经营绩效普遍呈现出非持续性。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购并更多的是大股东通过购并谋求控制权私有收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表现。     

对控制权收益实质与大股东侵害机制的探讨

本文对现有文献中的控制权收益概念作出修正,认为控制权收益的实质是对控制权成本的正常补偿,而额外控制权收益才是非正常收益;通过建立一个模型,解释大股东侵害的作用机制在于其通过较少的现金流权实现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最后表明理论界及实物界必须澄清错误认识,才能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我国扶贫瞄准方式变迁解释

扶贫瞄准成本包括管理成本、信息成本、调查成本和设计成本,瞄准收益包括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政治收益。我国扶贫瞄准方式经历了从普遍化瞄准到县级区域瞄准,再到村级区域和人口瞄准相结合的历史变迁。该变迁是由瞄准成本和瞄准收益的对比变化决定的,是瞄准成本和瞄准收益非平衡增长的结果。     

理性犯罪决策——成本收益模型

根据犯罪经济学原理,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有多种类型,罪犯从事犯罪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的权衡。基于此,构建了理性犯罪决策的成本收益模型。它表明,当获得收益的比率等于可能受到的惩罚的比率时,罪犯的犯罪决策达到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