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地抵押借贷博弈研究

运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农地抵押借贷博弈进行分析。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利于破解农业规模经营融资难题,但在农地评估价值虚高和农地价值波动预测失误的影响下,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物不能完全补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损失,会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需求。     

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分析

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诱发了农地非农化的快速增长,土地作为重要的农业资源,越来越凸显其稀缺性。由于湖北省各城市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土地资源要素过度投入,导致区域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低下。环境因素对区域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通过合理调控区域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区域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分析湖北省2013—2017年各个城市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目的是科学合理配置及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农地流转信息失灵的法律规制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信息失灵现象,土地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中,政府应通过信息规制手段矫正农地市场信息失真状况,修复农地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息规制的对象为市场参与人的交易信息披露行为,重点是对市场信息的优势方——农村基层组织和涉农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规制。在我国当前农地市场信息规制中,政府应特别注重信息工具手段的运用,以规范管理流转当事人的信息供给与传递行为。     

农地非农化与可持续土地利用规划——基于农地非农化调控机制的分析

农地非农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如何处理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保护的关系,建立有效的农地非农化调控机制,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因而,基于农地非农化调控的要求,从农地非农化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关系来探讨农地非农化的调控机制问题及创新.     

市场化:农地非农化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经济双轨式增长宏观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农地非农化制度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双轨式特点,而这种土地的非农化制度模式由于其存在的种种弊端而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应逐渐淡出土地市场, 构建政府严格管制下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必将是我国农地非农化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农地非农化中农民财产权益的实现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农民拥有完整的农地产权是实现农地财产权益的前提条件。打破现有农地征用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框架,为城乡土地产权提供平等的市场交易平台;探索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对失地农民农地财产的补偿途径,让农民以农地财产权参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从而更好地实现农民的农地财产权益。     

政治联系如何影响农地长期投资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控制多种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影响农地长期投资收益可得性及大小,进而决定农地长期投资。鉴于此,利用762户农户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政治联系对农地长期投资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显著促进农地长期投资。在影响机制上,一方面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提高农地租赁契约正式化水平,促进第三方参与农地流转,改善农地产权风险预期,从而刺激农地长期投资;另一方面,政治联系密切有助于改善土地、借贷、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等生产要素的可得性,从而刺激农地长期投资。得出在经济转型期,政治联系密切改善地权稳定性和生产要素可得性,促进农地长期投资,但政治联系密切导致生产要素使用及配置的“精英俘获”问题,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及社会福利损失。提出政府应完善农地确权颁证相关工作,依法规范农地租赁契约;同时培育农村要素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的主导作用。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根据农地非农化增值的形成环节、增值收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分析,构建了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概念模型,测算了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的收益分配,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开发商、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中央政府、支农惠农和其他主体,比例依次为62%、15%、12%、7%、2%和2%。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需要跳出单纯的“涨价归公”和“私权保护”之争,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平衡进城农民福利保障和地方财权之间的关系。当前应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可持续市民化,确保地方政府土地增值收益获利份额。     

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中政府角色的政策网络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政府目标"上存在偏差和背离,造成了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冲突。基于政策网络研究视角,分析了导致我国农地非农化乱象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多元角色的冲突、政府"维护公共价值"和"实现自身需要"的冲突、土地行政"双重管理"的冲突。最后提出了解决政府的角色冲突、调和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政策建议。     

交易效率视角下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现行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边际效益递减,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市场交易效率的重要影响,并结合交易效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因素,最后对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建议。     

论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

加快农村土地合理流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的利益流失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征地补偿制度不公平、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农地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等都会造成农民利益的流失。必须从法律体系、市场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人手,积极构建农民利益补偿机制,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又好又快发展。     

我国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问题与对策

农地市场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绩效。当前的农地市场流转存在着农户作为农地市场流转的主体地位比较脆弱、非市场力量支配农地价格形成及农地交易管理滞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农户主体地位强化、农地价格机制形成及农地交易管理创新角度,推进农地市场化流转。     

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土地收益分配研究——以江苏省N市为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土地收益格局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性。从江苏省N市的实证分析看,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农民的补偿偏低,难以保障农民失地后的长期生活,既影响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也影响了农民的农地保护积极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所占比例较少,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耕地保护的力度受限制。市级政府收益比例的过大,既刺激了地方以地敛财,也为他们低价出让土地提供了可能,最终是加速了农地的过度非农化。     

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嫁接——基于“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和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尚存理论争议和立法困惑.通过域外考察和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农地金融、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嫁接机制,搭建起“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运用“三位一体化”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互助社和农业发展银行等现有资源,优化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和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     

城郊农地休闲利用初探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和社会休闲方式的转变,休闲农业成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也成为国家支撑新农村建设、振兴农村经济、协调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农地休闲利用,特别是城郊农地的休闲利用成为我国土地利用和管理领域中不可回避的话题。我国农地休闲利用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概念、类型和模式,但也正面临农地用途转变、获取途径、经营方式、生态保护、利益分配等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必须从制度、管理、规划和技术等四个方面寻找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城郊休闲农地的合理、高效、有序、健康利用,以保障休闲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及启示

土地的零星分散、私人所有、小规模家庭经营也许是日本农业给我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一情况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农村人口高龄化、农业的兼业化及副业化、专业农业接班人短缺、耕地弃耕等问题的日益严峻，同时，也随着人们对农业多样化作用的新认识，日本农地的经营规模正在逐渐扩大，正由零星所有、分散经营向零星所有、大经营的方向发展。同时，农业生产组织形成式法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