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从"国故之争"到"王国维之死":近代报刊空间中的五四新文化思想转型

中国学术由传统过渡到现代与报刊的发展密不可分.通过对"国故之争""王国维之死"等文化史事件在报刊传播空间中的历史细节考察,不但可以理解近代报刊在学术传播、论争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还能进一步反思五四以来种种文化思潮前进的源动力.一方面,随着西学的传播,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兴起,现代学术框架得以建立,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学者借助新材料、运用新方法,逐步突破以经学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框架,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加速了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学术期刊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或理论专题的组稿促进了学术思潮的形成,并由此延伸出更为广阔的学术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晚清时期的"纪年"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并围绕"纪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纪年"论争。文章从"国家认同危机"、"正统性诉求"、"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等三方面对晚清"纪年"论争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其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动因。     

孚雷反对索布尔——试论法国大革命史学史上的一段论争

自1965年起,以弗朗索瓦·孚雷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与以阿尔贝·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论争.这场论争具有鲜明的法国特色:孚雷并不单单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观点,而是直击传统史学的史观和方法论,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解释方案;孚雷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为制度依托,抨击的是传统史学以巴黎一大为基地的制度性霸权;孚雷力图解构传统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暖昧关系,质疑的是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这场论争对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论是传统史学还是修正史学,均借此推陈出新,拓展了研究视野.     

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

本文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重新考察和阐释公安派在现代文坛所产生的多重回响,认为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三大群体对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虽有差异,甚至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但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言说他者还是言说自我——从波伏瓦在中国译介中的一场论争谈起

波伏瓦在中国的接受史已近30多年,但关于波伏瓦与萨特的一些问题的论争仍然未止,这些论争甚至贯穿了波伏瓦在中国译介的整段历程。其中,董鼎山、黄忠晶和施依秀三位学者之间的一场论争就断断续续持续了10多年。三方各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者对波伏瓦的理解甚至误解。三位学者都认为自己才是把握了事物真相的人。通过梳理这段论争的过程,以及结合波伏瓦哲学思想中的一些观念,我们会发现,其实关于波伏瓦与萨特之间关系的问题不关乎真相,而关乎我们自己。     

"话语分析"与文艺学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是中国文艺学近两年继“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学术论争。陶东风、南帆、王一川等人的新锐理论教材,采取了“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与已有教材体系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对话。这是论争的直接缘起。对审美超验性的坚守,是部分学者质疑反本质主义的重要理据。不过,在话语分析的理论视域中,这一坚守有着浓厚的鸟托邦色彩。话语分析对于“反映论”的解构,意味着整个文艺学理论体系重新建构之可能。同时,它还给建构主义理论观以有益启示。     

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 20世纪初期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中,各种外来的新思潮不断涌入并被广泛介绍和宣传的情形下出现的一次重要论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这次争论进行审视,进而认识到这次论争的社会功能,并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现代化。     

非形式逻辑的核心概念:"论证"

论证概念是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辩理论的核心。将论证理解为语义学概念还是语用学(辩证的)概念是非形式逻辑和经典逻辑的分水岭。对论证理解的逐步宽泛化,本质上就是对它不断增加功能性内涵,以使其适应更广阔的论域。所幸的是,与北美日常英语不同,汉语中的“论证”没有否定性的意味,这就使得日益丰富的论证概念可直接被应用于汉语日常论辩。     

毛奇龄《诗经》辨伪述略

辨伪是毛奇龄《诗经》研究中较有特色和成就、价值较高的部分,考辩作品多,涉及内容广,论据丰富,论证深入,且少有其他作品中习见的粗疏、谩骂风气,并形成了独特的辨伪范式,具有鲜明的体式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诗经》学史上具有一定成就与影响。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究竟错在哪里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对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推进,这一提法逐渐显露出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没有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政策2个层面的公正问题;与和谐社会建设格格不入;将这一提法泛化并覆盖非经济领域;意味着现代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对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定位有误。从长远看,这一提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对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不利;对改革和发展的有机统一不利;对公正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不利;延缓了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制定。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化推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三十年来我国宗教哲学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作者在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作出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强调和论述了这一争论对我国宗教哲学研究的巨大解放作用和重要的学术贡献.     

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

本文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从两个侧面论述了“颜色词”的所指意义及语用意义，指出符号对人类文化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     

神话思维与转向“经验”的历史哲学

当代历史哲学正在经历着从"语言"到"经验"的转向.历史固然是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性质的文本,但文本之下埋藏的是其经验根基.而神话思维所依托的,正是基于经验的感知逻辑.经验转向化解了"真实性"与"话语"之争,使得历史不仅在"史实"和"表述"的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的神话,在"经验"的意义上更是如此.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当代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既彰显了现代性之困境,又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自由主义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它自身蕴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社群主义站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试图克服甚至超越＂现代性＂;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正是扬弃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平等、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积极的理论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