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以《说诗晬语》为中心

《说诗晬语》作为清代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鼎力之作,内中充分体现了沈德潜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的认知与恢复,以及诗歌创作经验的秉承和创新方面的独到见解。沈德潜提倡主情的儒家诗教观和主"格调"的诗歌创作观,以此来恢复当时日渐衰落的诗歌正统。他在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声调等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尤其是注重"活法"的思想,为当时僵化的诗坛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也正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诗词中的“一”及其美学价值

文学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特殊工具。既要讲究外在的形式美,更要注重内在的意蕴。“意思尤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这是清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论诗、文及其关系的话。欲使“酒”醉人——沉浸在诗的美感中,炼字之功不可大意。古人对炼字是颇为讲究的,“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以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瓯北诗话》卷六赵翼语)可见“炼”字的至高境界在於有“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之功效。故而一些极普通而常用的字,在诗人     

盛唐气象论

(一) 宋严羽《论浪诗话》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指的就是唐宋气象的内涵有别。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论唐之气象也有类似看法,“格高气畅,自是盛唐家数”,“格高”指格调高越、诗旨昂扬。“气畅”指诗意师心,自然成篇。可见,盛唐气象原为诗评家推崇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的风格。本文借用严羽、谢榛等人的盛唐气象概念,由诗扩大到文艺领域,凡音乐、书法、绘画、歌、舞、服饰等等,亦均有与诗歌相类的时代风格,产生气象的共鸣,其共同的意蕴是,闪耀着唐人健康向上的风采、恢宏豪宕的气质、雄浑宽远的境界。这种文化风骨成为唐人创造精神文明的价值取向。     

苏轼“以诗为词”臆探

诗词分疆而治,大约从唐末五代到苏轼之前这段时间。当时的情况是:词言情,诗言志。词应歌,诗应诵。文辞有雅俗之分,格调有尊卑之别,题材相异,功用亦殊。总之,“诗庄词媚”,是那时影响深广的传统观念。因此,在词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於此”(胡寅语),以标榜名士的风雅;另方面又借口“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同上),以保持身份的尊严。晏几道为其父“扫迹”曾说过“未尝作妇人语”(《宾退录》);陈直斋为欧阳修“扫迹”曾说过“当是仇人无名子所     

论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

中世纪,在古老中国的诗坛上留下了一个痛苦灵魂的呻吟,这就是阮辂的《咏怀》诗.它以其深重的忧患意识感动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灵;又以其“遥深”、含蓄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人对它的探究。颜延年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李善注引)钟蝾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沈德潜也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令读者莫求归趣。”(《说诗晬语》)虽然他们对《咏怀》诗的“归趣”表现出理解上的无能为力,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不无启发.他们看到了阮籍《咏怀》诗“忧生”“哀怨”的忧患意识和这种忧患意识所产生的原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张谦宜《絸斋诗谈》与清初格调诗学的承传

张谦宜《絸斋诗谈》保留了其师杨师亮及其本人的诗说,其特点是以文法讲诗,或不免流于细碎,但也形成思理详密的长处,既长于阐释通行的诗学概念,也善于揭示诗作运用的技法,与王渔洋神韵论所代表的山东诗学主流殊为异趣,可以说是明代格调派到乾隆间沈德潜格调诗学的一个桥梁,是格调诗学在清初的守护者和承传者。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