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论宋诗中的金明池

金明池作为北宋著名的皇家园林,逐渐淡化了最初的军事意义,转变为天子与民同乐的场所,其繁华成为了王朝帝国昌盛的象征,在北宋文人的歌咏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涵义。等到南渡之后,实体的金明池随着王朝的消亡渐成废墟,而它却在南渡宋人对故国的追思歌咏中鲜活再现。这些记载金明池的诗歌作为城市文学的一种,在"文学表现并再现城市"这个角度上,一方面再现了北宋东京的情态,另一方面因文人加诸于此的涵义赋予了消亡在历史中的东京以永不褪色的存在意义。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王禹偁三次谪官缘由

<正> 王禹偁一生中三度贬官宄缺峁俚睦戳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禹偁,进一步掌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是很有必要的。王禹偁“始贬商于”,是在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商州之贬的缘由,据《宋史·王禹偁传》记载,王禹偁“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诬,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东都事略》及当时或稍后的一些笔记如《邵氏闻见录》、《玉壶清话》等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王禹偁为徐铉雪诬,     

黄鹤楼建筑年代初断

武昌黄鹤楼,古有盛名。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曾登临故址,并填有《菩萨蛮(黄鹤楼)》词。于是,楼又以光彩照人的形象,载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遗憾的是,关于黄鹤楼的建筑年代,古籍无明确记载。古来流行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一、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二二三年)。这是最流行的一种,各家注毛泽东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词时,均采此说。二、据《南齐书·州郡志》,说建于南齐以前,谓“其六朝以前已有的建筑物,殆无可疑。”三、据《梁书·太祖五王传》,说建于梁朝以前,“其建筑,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现在,我想对这几种说法作些大致的分析,然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关于汉文帝免田租十三年的历史传说

中国赋税史上关于汉文帝连续免田租(税)十三年的传说,很少有人提出异议,真是“汉文皇帝有高台”,其高不可及矣。我们觉得这个高台可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为,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连续十三年不征田赋是绝不可能的。下面从史书记载说起。汉初的田租征课,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高帝初期“轻田租,什五税一”,嗣因开支需要,有所增加,至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至文帝即位二年(前178年),“召赐今年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十二年,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入粟受爵,随后减免了全国民田的租税。《汉书·食货志》是这样说的:     

关于日本水户的朱舜水遗迹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从东京到仙台途中的驿站,他只记住了两个,除了一个日暮里之外,“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据许寿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中回忆:鲁迅“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为的要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忽然中途在水户下车了。鲁迅说水户是“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其实不确;水户的朱舜水遗迹为何,许寿裳也未言明。据朱舜水的日本弟子安积觉所撰《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一文的记载,朱舜水是死在“江户驹笼之第”。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东京第一高     

北宋八大王赵元俨生平新探

宋太宗子赵元俨出生于雍熙二年(985),历经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因排行第八,故人称"八大王"。在太宗、真宗时期,得到了父兄的关爱,恩宠不衰。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因地尊属近易遭忌讳,不得不闭门绝事,直到仁宗亲政后方礼遇有加。他一生未尝参与政治却被数次卷入政治风波,并无军事才能却名闻外夷,综合而言都与他的宗室身份密切相关。     

试论赵简子卒年与相关历史问题

在春秋战国之际,赵简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活动年代与其卒年的确定很有关系。但关于其卒年的记载,在《史记》诸篇里面相差十几年,令人莫衷一是。本文以《左传》的相关记载为基础进行辨析。联系到先秦时代的丧礼和《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可以判断赵简子卒子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 ４７７年）。这对于考定《史记·六国年表》等的相关记载具有一定的价值。     

商代武丁长寿原因探析

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长寿者。据《尚书》、《竹书纪年》、《帝王世纪》、《通鉴前编》等书记载,武丁在位59年。《熹平石经》称“肆高宗之享国百年”。《汉书·五行志》记载“高宗致百年之寿”。《论衡·气寿》则作“高宗享国百年。”高宗享国百年也就是武丁享年百岁。武丁不一定真正活到一百岁,但他韵长寿是可以肯定的。武丁的父亲小乙继位时他已成年,曾命他去民间考察,那时他已20岁左右,小乙在位约21年。这样算来,武丁即位时30多岁是合情理的。加上他在位59年,武丁很可能活到90多岁。三千多年前的帝王有如此长寿实属不易。从秦始皇至溥仪,生卒年可查的帝王有189位,平均寿命仅40岁。70岁以上的有10位,约占5％。80岁以     

宋代东京饮食业对临安的影响

东京(今河南开封市)是北宋王朝的都城,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大城市。城内居民达百万人以上,商业繁盛,饮食业相当发达。绍兴十七年(1147年),孟元老撰《梦华录序》里述称:北宋东京,“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就概括地说明了北宋东京饮食市场的盛况与烹饪技术的发达。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攻克汴京,徽、钦二帝被虏,翌年五月,康王赵构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市),被迫南迁。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建都杭州,称临安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座标点──谈然入宋与其上宋太宗表文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座标点──谈然入宋与其上宋太宗表文［日］桐岛薰子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日两国之间的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时，首先应该想到其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记载在中国历代史书中的“日本传”。《宋史·日本传》就是其一。我在这篇文章中，想先讲一下《宋史·日本...     

试论中国杂技艺术的源流(三)

六、元明杂技与戏剧的结合中国戏剧的产生,从汉代角抵戏的《东海黄公》开始,经过三国时代的《辽东妖妇》、《踏摇娘》,唐代的《参军戏》,发展到北宋时代的《目莲救母》一类杂剧,基本具备了后世戏剧所应具备的规模。关于东京《目莲救母》杂剧的演出情况,在《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只有简短记载:“抅肆乐人,自过     

宋太宗与升平诗歌

从《全宋诗》来看,宋太宗是宋代升平诗歌当之无愧的鼻祖。宋太宗倡导升平诗歌的原因是崇文抑武。君臣赏花钓鱼赋诗形成了升平诗歌传统。宋太宗的升平诗歌具有特色,不是一般的诗歌而是乐章。宋太宗开创升平诗歌之后,在宋代皇族和大臣中得到积极的响应,形成了宋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宋太宗开创的升平诗歌正是百姓要要安居乐业的愿望在文学上的表现。     

宋江的京师之行

宋江自“菊花之会”作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明志之赋以后,不顾“众人苦谏”,一心要去“东京看灯”。然而,宋江京师看灯是假,伺机招安是真。《水浒》第七十二回宋江的京师之行,就是他叛徒嘴脸的大暴露。宋江来到东京,首先看到的是“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祥云笼紫阁”,“瑞气照楼台”。在宋江心目中,这里简直是一“仙境”:“恍疑身在蓬莱岛,仿佛神游兜率天。”比起那荒凉的“芦叶滩头”的梁山之寨,不知要好多少倍。无怪乎宋江要“借得山     

霍罕爱迈尔汗即位时间在1811年

爱迈尔(爱玛尔)汗是霍罕史上著名统治者,关于他的即位时间,众说纷纭。王熹在《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上撰文说明霍罕爱迈尔汗即位时间在1811年。王熹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两份档案文件。文件之一是“给霍罕爱迈尔汗的谕旨”。这份文件说明,爱迈尔才得了伯克就遣额尔沁(使臣)向清驻扎喀什噶尔大臣铁保、那彦宝报告,时间在闰三月二十七日,可断定,爱迈尔是在这一年年初即位。文件之二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的奏折”。铁保的奏折末尾所注日期是:“嘉庆十六年五月九日奉硃批:览。钦此。四月初五奏。”这两份文件同是嘉庆十六年的文件,也就是1811年年初。从中可确定霍罕爱迈尔汗即位时间在1811年。     

读史札记

九鼎的真象 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出现过三次铸造九鼎的事。第一次是传说中的夏代;第二次是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三年。这后两次铸造的九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中有翔实的记载,稍事检阅,就可明白。传闻久远,影响最大的是夏禹铸九鼎。知道这事的人不少,但真正了解的恐怕不多,所以想提出来谈论一下。 九鼎在先秦史籍中就有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这一年,楚庄王     

试论商王武丁

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恐怕他有所淫逸,特地作了一篇“以诫成王”的文章,这就是今、古文《尚书》中都有的《无逸篇》周公旦在文中总结了商王朝统治的经验教训,曾把商王高宗武丁作为正面典型要周成王效法、学习。《无逸》对我们研究武丁很重要,现将有关部分转录于后: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周公这里讲的高宗就是商王武丁,他是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     

鳖灵凿宝瓶口 李冰修都江堰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喻权域的《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认为,宝瓶口是开明氏所凿。这一看法很有意义。笔者补充论证为下:《蜀王本纪》载:“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望帝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由此更确切一点说,宝瓶口乃望帝相鳖灵开凿。有人为了把宝瓶口说成是李冰开凿,但又不好抹煞开明决玉垒山的历史记载,就说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