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伦理学定位的思考

当代环境伦理学家为人类保护环境确立了不同的伦理定位即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本文认为环境保护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人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为环境保护提供伦理基础。     

新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生存的理由

旧人类中心主义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被确立起来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仅仅强调人的作为感性欲望的主体地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存危机的根源。而自然中心主义企图通过把“自然”作为伦理主体来看待,这虽然对克服旧人类中心主义有积极意义,但是,本身却违反了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一种超越自然中心主义的“新人类中心主义”是把人作为“感性和理性统一”的主体来看待的,因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理由。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论生态政治哲学的价值中心转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生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业已跃升为当代全球性的“人类困境”。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和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展．人们将生态环境纳入到伦理关系之中,生态政治哲学由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新焦点。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生态政治哲学“原野”转向的考察、梳理,主要介绍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三个流派的观点,并对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彼此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了分析,旨在进一步指出“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政治哲学观的合理性。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伴随着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变革 ,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扩展至非人类存在物。这种生态伦理观的转变为当代生态法学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当代中国水伦理的理论形态与研究领域

水伦理是调控人与水之间伦理关系的道德原则、规范的总和。水伦理包含三种理论形态：以宇宙本体论为始基的“水德论”;以“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为内核的“中心论”水伦理;基于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和谐论”水伦理。当代中国水伦理的研究体现着水伦理理论形态演进的规律和趋势,初步形成了以人水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河流伦理、水伦理和海洋伦理等三个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然而,如要在理论上真正摆脱西方中心立场并建构中国的水伦理学,则有待于倡导唯物辩证的生态整体论。     

人类中心主义:拒斥抑或遗继?

生态伦理的合理性论证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旨趣的 ,然而 ,在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拓展、合理性论证以及建构过程中 ,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中心情结”。这种“中心情结” ,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在被批判表象下的深层表达和遗继。这种无意识的“中心情结”的存在 ,不仅会导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力的下降 ,而且也将使自身的合理性受到怀疑。因此 ,对于一个要彻底走出人类中心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 ,就必须摆脱生态伦理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非自觉无意识的“中心情结”桎梏 ,并找回生态伦理中被遗忘的人的本真意义     

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

生态伦理应实现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借助于自然观的演绎,确立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以生态环境为本”的理念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理性在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误用之扬弃,同时这一理念一改过去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核心理念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在重新审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生态伦理中,转换了伦理思维,扩大了伦理范围,深化了伦理意境,改变了伦理主题。     

略论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与集体主义的统一

生态伦理旨在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个伦理原则 ,它的价值指向也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集体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 ,三者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荀子“应时”观及其生态学意义

荀子提出了“应时”的观点,认为人类在思想上要尊重“时”,在行动上要遵守“时”,然后才能“应时”而动,利用自然规律满足人的需求;农业渔业等以自然为对象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以人为对象的国家治理活动,都应如此。荀子的“应时”观建立于“天行有常”“天人有别”的理论基础之上。荀子的“应时”理论所体现出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立场,较为适合我国国情,对于当前减缓环境污染问题、建设现代生态文明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双重价值。     

文化多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文化多样性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全球化不可能导致文化的统一（同质化）。文化多样性蕴涵价值和信仰多样性。社会秩序可奠定于文化多样性背景中的道德共识和民主法治之上。独断理性主义坍塌之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开始流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蕴涵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是有害的。独断理性主义的坍塌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破产。为走向世界和平和真正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应遵循对话伦理的平等规则,怀着互相学习的动机,进行对话,以达成共识,实现“视域融合”。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启迪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理论特色是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整体性、以实践为中介的能动性、尊重自然的唯物主义和变革社会的辩证性。这一生态文明观对我们的启迪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系统把握世界的普遍联系;以能动的实践为动力;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同时也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在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要抓住主要矛盾。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与公平统一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一个十分重大而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效率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是辩证的有机统一,只有做到＂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统一＂,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人对环境的需要是全面的,它既是人生存的根基也是人生活的载体。但在现实中,人们盲目地局限于功利视野,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谋取财富,寻求自然的功利价值,这就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严重毁坏了人类的生存之基。环境伦理对自然的关爱着重环境生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旨在从审美、科学、宗教等社会文化的视野看待自然价值,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维护人类的文化尊严。环境伦理对自然的尊重是人类道德进步的表现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生存文化视野的回归与展望。     

文物鉴定所涉职业伦理问题评析

分析鉴定考古材料属于科学研究行为,关注和强调的是认知的客观性。但对来历不明或盗掘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可能使文物学术价值转化为市场商业价值。文物的商业化——为了个人利益文物作为商品被利用——将导致对考古遗址的破坏,摧毁增进人类知识的基础。公共利益原则是科学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西方学界已认识到文物鉴定事关考古学职业伦理,对科学行为与伦理责任之关系进行了反思并制定了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     

善用道德制度助力生态文明

“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理应从历史的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加以解读与阐释。基于历史纵向维度即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历史演进中的制度形态视角,构建与善用道德制度也是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而又先进的策略选择。目前,类似生态（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生态管理中的引咎辞职制度以及自责道歉制度、道德诚信制度等新型制度就本应属于道德制度的范畴。道德制度不同于西方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非正式制度,也不同于道德教育制度、道德教化制度、道德文化制度等。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道德制度必将逐渐由边缘地位转向中心地位,必将发挥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引领作用。     

对辛格动物解放论的理性反思

彼得.辛格以功利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要求把用于人类的道德关怀平等地扩展到动物,以实现动物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辛格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理论,如以苦乐感知能力为标准对生命进行划界,论证全体人类应该素食,对生命的内在价值按意识的发达程度划分等级,等等。但是,辛格的理论和论证过程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其结果不仅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还会对人类造成较大的伤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探究基因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

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无限的遐想,但它也带来人类无法回避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我们不得不在这一对矛盾的冲撞中寻求人类社会发展之路。治疗性克隆并不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一项值得支持的人道主义事业,应该得到伦理辩护。严格伦理规范和伦理程序,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