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冤死天示灾异传说略论

冤死天怒是个体生命遭遇不平引发自然界灾异和怪异事件的文学叙事.该母题也是印度古老的民俗崇拜,其渗透到佛经故事中,又通过佛经传译与中土旧有习俗母题相结合,在中土扎根,社会心理反响强烈.公案题材的戏曲小说形成了恒久的表现套路,明显看出母题潜在的叙事支配功能.     

南亚树木崇拜和佛经母题对于树神传说的触媒

三国两晋时代,南亚树木崇拜传入流播,与中土生态困境引发的理性思考交汇,构成了中土民俗心态的一次震撼。其在介乎民俗传说和文学之间的树神母题中,凄楚而顽强地表现出来。佛经故事母题伴随着佛教的众生平等、戒禁杀生等观念,深入到中国古人民俗心理中。树神崇拜也成为中国古代植物神崇拜的核心。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冯燕母题的佛经文献考原--妇女观和侠义情爱观的一个跨文化个案

唐初汉译佛经已具备冯燕杀不义妇故事的基本母题要素。但佛经中 ,当事人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业”———宿命 ,而以冯燕为当先的中国侠 ,却较多地表现了一个好汉敢作敢当的气概 ,不祈求官府宽恕 ,不累无辜。这一广为传播的重要母题的文本营构 ,当来自外域传译过来的佛经故事 ,巴利文文献的佛本生故事也有不少旁证。关于佛经翻译文献元典的具体细致的研究 ,应当引起更多关注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东晋时期,大量佛经出现了汉译本,佛经对汉地本土文化的浸润加强。作为东晋高僧,支遁的诗文不仅在题材层面容摄了佛与菩萨之行事等,对佛经诸法空、禅定思想的容摄更已深入到核心的主题层面,其五言赞则容摄了汉译佛经赞的五言形式,显示出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初期阶段的特征。支遁诗文容摄佛经有力地开拓了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道路,确立了后世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格局。     

佛经与《列仙传》之关系辨

《列仙传》是释道合流的产物。中土文学对佛典散韵结合形式的模仿并非始于唐代之变文,应言《列仙传》首肇其端。我们试从佛道二教渊源、《列仙传》内容、结构体制与佛经的种种微妙关系角度阐释佛经对《列仙传》的深层影响。     

《水浒传》中的神秘信奉及其佛道来源

鲁智深跌入深井洞穴,这一旧有母题安排是必然性需要.鲁智深这一佛教身分的角色,安排以具有仙道色彩的奇遇,与此前后斗法的神秘色彩一致.仙乡洞穴叙事,佛经本为首创.<水浒传>神行术中的甲马、风火轮,来自印度民间故事和中古汉译佛经,以及僧传所载高僧为神化佛教的幻术表演.<水浒传>斗法描写,来自传播史诗印度故事的汉译佛经、唐代变文和壁画,及吸收佛教斗法描写的道教法术.天书则使特长不足的宋江,获得神秘力量支持.神秘描写的介入,使该小说带上了神魔小说文类特征.     

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天台智(岂页)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禅宗:宗教的超越

将佛教引入到学术中来,是近现代学术的主要特色,禅宗是中国佛教特殊的宗派,它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但值得深思的是,禅宗是否属于宗教?这不仅关系到宗教或佛教本身,而且也是超乎了宗教或佛教本身的重大学术问题。     

镰仓新佛教之唐宋源流——以净土、禅为中心

伴随武士阶层的崛起与民众觉醒而逐渐兴起的镰仓新佛教,在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深受中国佛教影响。日本净土宗沿袭了唐代净土教＂善道流＂的血脉;而临济禅与曹洞禅则分别继承了宋代的临济＂看话禅＂与曹洞＂默照禅＂的衣钵;日莲宗所使用的汉译佛经也体现出其与汉文化之间的关联。新佛教中传统因素的客观存在虽不置可否,但它与唐宋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事实,不仅折射出中日两国间深厚的文化互补,同时也是中世日本渴求＂新文化＂和佛教＂庶民化＂的必然结果。     

初传时期的河洛佛教文化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迄今有11种说法,"伊存口授《浮屠经》说"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流行。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曾经是佛教经典的译传中心,也是佛教祖庭的所在地,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河洛佛教文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原初性。     

刍议梁武帝的《涅槃经》经名、释义与分段之翻译问题

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菩萨皇帝,他对佛教的影响与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他敕命天下僧人吃素的《断酒肉文》之外,其次就是他在佛教经典的讲译与推广方面.梁武帝对《涅榘经》很推崇,不仅亲自讲解这部经典,而且还对这部经文的翻译做出了诸多评论,被人们视为南朝涅槃学中的一大家或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梁武帝对《涅槃经》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涅榘经》里所涉及到的一些佛教名词的译法,二是关于《涅槃经》理论的理解与阐述;三是《涅榘经》理论在生活中的运用.那么,对梁武帝与涅槃学的关系、涅榘释义、《涅榘经》的分段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佛学的一项必要课题.事实上,梁武帝对《涅榘经》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但这不在于他的菩萨皇帝身份,而是在于他对《涅榘经》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举要

自《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后,就有不少人从事翻译和注疏。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人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并且都留下了相关的诗篇。可见《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在《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影响中,其中它的言说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维摩诘经》与中国思想的关系非常复杂的,本文只拟从它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禅宗的宗风和两宋文人的禅诗等几个方面略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借以窥见其影响。     

中印交流中被忽略的地缘文化及其作用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大文明古国,由佛教传播肇始的两国间的知识互动,一直延伸到数学、天文、医学、哲学、建筑、艺术等领域。从世界文明进程的视角来观照,两国文化的内核具有同构性与相似性。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在两国的交往与合作中存在着许多不信任因素和障碍。因此,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各自的全面发展,需要超越西方式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局限,整合地缘经济,促进互利双赢,尤其要达成地缘文化共识,通过文化沟通来化解地缘政治困境,使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     

韩国佛教的护国实践及其特色

韩国佛教自传入之初就带有很强烈的护国性,而且这一护国性并未只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积极地转化为社会实践。韩国君民根据神人指示,建造了皇龙寺九层塔来镇护国家,祈求统一朝鲜半岛;依据《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的护国思想频繁地举行百高座会,以求护卫国土;或者用雕刻《大藏经》的宏愿,或者通过手握刀枪直接参与战斗来驱除外敌的入侵。佛教在韩国充分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