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杜里舒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对张君劢"科玄论战"的影响,而论战期间来华讲学并与张君劢有密切交往的另一位哲学家--杜里舒其影响尚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①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对玄学派主将张君劢进行"科玄论战"的具体影响,以更深入剖析张君劢论战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吸取了杜里舒的"自由意志"、进化论、形而上学等思想与经历.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两种文化”视野下的霍尔丹与罗素之争

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人生观》为契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重要的论战揭开了序幕。大约同时,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认为科学将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并造福人类,随后引起哲学家罗素的批评性回应,后者发表的《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警告人类对科学的滥用将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玄论战”受到霍尔丹与罗素之争的影响,两场论战的根源可从一战后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觅得踪影,更为深远的背景则可追溯到“两种文化”这一宏大议题。结合罗素1922年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在与霍尔丹争论时所持的批评性立场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如今,科技进步在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人们对“科玄论战”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应该有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略论张君劢的科学观

张君劢以科学和哲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批判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泛化的理解;批判只强调科学实用价值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同时肯定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强调传统儒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强调以道德见长的儒学和以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张君劢及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坚持儒家主位主义的立场,使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笼罩见闻之知,没有真正赋予科学知识以独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窠臼,也使他们最终没有正确解决科学与哲学、知识与道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国不自立万事已矣”——30年代《再生》对日观

《再生》是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于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的国社党机关刊物。关于中日问题，30年代的《再生》指出了窳败的国民党政府是导致中国受日侵略的原因，批判了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改革内治准备抗战，即将中国改建为一个近世的民族国家。     

论陈独秀对科玄两派的批评

陈独秀应邀为1923～1924年的科学与玄学(人生观)论战作序时,依据唯物史观的物质一元论,不但批评了玄学派所宣扬的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的"自由意志"论和"心物二元论",也批 评了科学派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指出人生观是在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客观物质原因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观发展、变化的最后根据.由于陈独秀对科玄两派都有所批评,并引起了胡适、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反批评,使已结束的论战再起,变成了科、玄(新儒家)、马列主义的三方论战.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1923年发生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内部的一场论争。玄学派的主角是张君劢、梁启超。所谓科学派的主角是丁文江、胡适、吴稚晖。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发表于《清华周刊》272期。     

张君劢哲学思想的演变及特征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张君劢的哲学思想不仅有独到之处,而且还具备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一般性特征。张君劢哲学思想的演变、特征及其历史作用,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一作为一名“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张君劢的哲学思想经历了前后两期的变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他在清华大     

五四时期张君劢政治思想初探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资产阶级右翼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其政治思想基本上代表了五四以来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观点和理想。因此,研究张君劢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间势力的思想发展,乃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无裨益。     

张君劢的中西文化观

张君劢从对“人生观”这一文化转移“枢纽”的阐释为出发点,来抉发文化之源头、内涵及中西文化之异同。面对西学的强大冲击,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历史难题解答中,张君劢力倡在“继往”的基础上以求开“民族文化”之新。他对文化及文化发展出路的揭示,在当前我国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和而不同:张君劢与张东荪对民主认知的比较

作为民国时期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张君劢与张东荪对民主思想有不同的系统认知,张君劢主张民主是有章可寻的制度,故重视宪法对权力的匡正;张东荪认为民主是一种文明,因而强调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治学兴趣取向和民主思想渊源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对民主认知的差异.张君劢对政治学感兴趣,其民主思想倾向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而张东荪以哲学为治学起点,受卢梭以及西方大陆理性派的影响较大.由此引出二人的不同民主理念,加之对时局看法的分歧,最终导致张君劢和张东荪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选择中分道扬镳.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新探

围绕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功能,五四新文化主流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分别为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以及学衡派等,他们对新文化主流派的激烈反传统进行了回应。论争展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改造策略,是五四文化生态圈保持平衡的对立互补两极。     

不该遗忘的两栖奇才

“中国现代思想界中，首将西文理性主义介绍至中国，而立身则志在儒行，论证则期于民主，当推张君劢先生”     

从“本体”到“本位”——张君劢“中国文化走向问题”脉系梳点

张君劢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是当前中国哲学界需要再次探讨的新儒学问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众多已有界定中,学者们往往从“精神自由”的字面表达来界定张君劢文化哲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归宿,这致使其割裂了张君劢文化建设总纲领中“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指向的本质关系。张君劢文化哲学脉系的本原价值是将“人生观”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将“学问之独立王国”的建立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民族活力”作为立国之道的根本途径,而“民族活力”的激发来自于儒学复兴,这一路径的终极指向在于挽救民族危亡。     

论张君劢的政治哲学

本文把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论作为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本，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张君劢的代表性著述，首先探讨其政治哲学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及其国家民族本位的立场，然后通过与德国理想主义和英国政治多元主义的比较，阐发了修正的民主政治论的丰富内蕴及多方面维度，最后考察张君励政治哲学与儒家政治传统的相互关联，并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成败得失的角度对当代有关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争论作出了回应。     

科玄论战中的社会理论之辩——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之间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环绕社会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划分:物质世界凝固不变,故而科学可以探寻其规律;心理状态则顷刻万变,为科学所无法企及,只能归于玄学的范畴。人的意志属于心理状态的范畴,而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预知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从感觉主义出发,否定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因此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它们都可以用归纳方法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一方面认同自由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社会进程的决定作用,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这种观点超越了科学派与玄学派的片面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