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大法系判决释理谈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司法判决的任务是向整个社会解释,说明该判决是根据原则作出的好的判决,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英美法系裁判文书制作的风格呈现出论证性、对话性及选择性特点;大陆法系经过多年司法改革,判决释理已成为裁判文书不可或缺的部分,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以此为鉴,加强我国裁判文书改革任重而道远。     

民事裁判文书改革与法官释法初步研究

民事裁判文书是法官释法的主要载体,通过调研审判实践中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了法官释法的方法与规则,提出实现法官创造性释法与人民法院审判公正有机平衡需遵守的九个规则,构想了民事裁判文书制作改革的四条措施。     

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功能定位的形态演化与改革展望

在人民法院司法工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建设背景下,裁判文书显示出“司法索引”的功能定位,其改革孕育了裁判文书司法索引的萌芽形态。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阶,实质上引发了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裁判文书实现了从“被索引”到“索引化”的转变,司法索引功能定位形成;“要素索引”形态的出现,标志着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成熟。以知识为中心的人民法院信息化4.0版建设开启了裁判知识改革,裁判文书司法索引迎来从“要素索引”到“知识索引”的形态突破。为实现裁判文书司法索引形态的突破,需要进一步深化裁判文书改革,深推人民法院裁判数据改革,深耕人民法院裁判知识改革。     

民事判决书理性化探讨

民事判决书制作模式的改革,是当前法院推行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在民事审判程序改革中,重视民事判决书制作方式的改革意义重大;特别是内容合乎理性、结构合乎逻辑的民事判决书,应该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影响着司法程序及裁判文书本身的公信度.     

法律文书理由范式制作

法律文书理由是法律文书制作的灵魂,是法律文书结论的形成过程,是法治精神的最终体现。它能表现法律文书制作者的思想与认识,塑造司法公正的形象。笔者通过起诉类文书理由、申辩类文书理由、裁判类文书理由的研究,从写什么、怎么写、具体模式三方面进行探讨,以范式研究为视点论述法律文书理由的制作。     

小额诉讼程序中裁判文书的简化

简化裁判文书体例和说理是提升诉讼效率、适应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要求。当前，通用的裁判文书格式固化、式样单一、内容繁杂冗长，已无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高效司法的需要，难以与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匹配，束缚了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简化裁判文书、提高诉讼效率，需要从增强法官的专业能力出发，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在加强说理和法治宣传的同时，对裁判文书的体例结构进行适当简化，创新裁判文书的式样，拓展无裁判文书适用的案件范围，完善当事人司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渠道，做到程序规范、格式简化、说理透彻、处理得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小额诉讼程序改革，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价值。     

裁判文书质量与审判方式改革

裁判文书写作改革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裁判文书写作质量 ,对于保证个案的审判质量 ,以及维护人民法院的公正执法形象和树立国家法律的权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份高质量的裁判文书应体现人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公正性 ,应当反映诉辩式的审判过程 ,应当反映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及法院认证意见 ,应当对所适用的法律做出透彻的说明     

浅议裁判文书语言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裁判文书的语言应当是经反复权衡斟酌的最精粹的法律语言,能较深层次地反映法院的审判方式和裁判文书的改革成果。然而在现实中,裁判文书语言不合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文书的质量。所以从句意的严谨性、语汇的标准化和书面化等方面对裁判文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加以分析、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司法理念的重构与改革裁判文书的制作

中国古代"重口供、轻证据"的司法理念,对古代裁判文书制作产生了只写口供,不写证据的影响。近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又导致裁判文书只写出事实、证据而忽视对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采信与及裁判结果形成的表述。在"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现代司法理念下,我国裁判文书应改革目前状况,加强对证据采信、裁判结果形成与诉讼情况的表述与反映。     

司法权威与裁判文书的论证改革

司法不仅能定纷止争,还可稳定社会。但司法目的的实现要依赖司法权威,而裁判文书又是司法权威的最终载体,因此司法要使人信服,就必须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力。针对现行裁判文书模式与实践,认为应从证据和事实、裁判理由、法律适用这些方面强化论证。     

唐代拟判体例文辞探析

唐代判牍采用骈体,文采绚烂,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判文中的一朵奇葩。但现今所存唐判多为文人摹拟之作,称为拟判。以拟判为例,对唐代判牍特点、文辞风格和对当今制作判决文书的借鉴意义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司法文书的写作有所裨益。     

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论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践偏离与校正

在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的实施中,由于“正当理由”含义的不确定、规范性文件识别标准及依据关系认定标准的过于严苛等原因,许多规范性文件没能进入合法性审查程序。由于审查标准不明确,进入审查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很少被认定为违法。这些问题使得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几乎形同虚设,未能实现该制度建立的初衷。对此,应当从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及时纠正违法规范性文件的立场出发,进一步校正和完善一并审查制度。校正的路径包括：科以法院释明的义务,以解决“正当理由”的模糊性和解释的随意性问题;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分类识别,以防止将众多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审查程序之外;以宽松的标准来认定规范性文件与所诉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标准作为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以解决审查标准过于宽松的问题。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中国路径——基于审判信息公开语境之诠释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在审判信息公开、审判信息获取权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需遵循司法公开的本质规律、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多元价值理念,从明确法院主动公开裁判文书的义务、拓展公众对民事审判信息知悉的渠道、扩充可公开的民事裁判文书种类、增设民事裁判文书公开救济机制,以及建立民事裁判文书更新、撤销等保障机制之路径予以优化。     

论行政诉讼认证制度

认证是行政诉讼的重要环节 ,研究行政诉讼的认证问题 ,必须明确认证的主体、对象 ,把握认证的内容 ,并且 ,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从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等方面对证据进行审查 ,以确定哪些证据可以作为可定案证据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古代朝鲜官吏汉语教科书《吏文》的语言面貌

《吏文》是朝鲜王朝时期官吏们学习公文语言的教科书,收录了一些今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公文书,其中有些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口语现象,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介绍《吏文》中叙述语言、对话语言、白话圣旨及公文套语等语言的特点,并讨论丽末鲜初的公文语言中从夹杂大量口语到渐趋典雅的现象及成因。文中指出,《吏文》中保留的明初白话圣旨是应朝鲜王朝的特殊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朝鲜吏文教育的增强,官吏文书渐趋文言。     

研究生规模化培养中的激励机制创新及教育实践

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和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为基础,构建并实施了以国内首创的“研究生国家计划经费动态执行的奖学金制度”和“高新区研究生创新基地模式”为亮点的研究生教育创新激励机制,有效地保证和提高了研究生教育质量。     

论“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之法律适用

法院对待证事实的直接认定,关系到当事人主观举证责任的承担。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证据规则中,对"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范围,并不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未免太大,其对诉讼主体侵权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未来统一证据法典中,除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以及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可以直接认定外,把有效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归为"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是行政权之国家权力的体现和要求,同时,明确规定"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之证明要件,使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统一性,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伦敦海事仲裁中的费用担保制度

费用担保制度在伦敦海事仲裁中是一项用于维护可能胜诉的被请求人利益的十分重要的制度.1996年英国仲裁法顺应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对费用担保制度作出了重要的改革:取消了英国法院命令费用担保的权力,并将此项权力赋予仲裁庭.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伦敦海事仲裁中费用担保制度的高效运作,也更符合仲裁的本质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