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干涉与所谓"西藏问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由逃亡国外的达赖集团和美国等西方干涉势力一手制造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捏造历史事实,大肆鼓吹"西藏独立";直接插手,唆使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利用新闻媒体和各种场合,为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造声势和提供表演舞台;以"人道主义"卫士自居,大打"人权牌".由此可见,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仍将是激烈的.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扣械事件"只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线.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

作为对"冲击-回应"说的反动,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自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注意,然而又由于它内在的矛盾性--过分强调了中国的内部因素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作用,会导致"中国中心"的困局.而从历史实际来看,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动力仍然在西力的进入,所以柯文这一研究范式仍有其巨大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说明近代中国的变化.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革命研究"面面观——西方"革命学"研究及主要理论流派

世界历史踏入近代门槛以来的500多年时间内,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骤然成为最为突出的历史现象之一,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然而,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刺激下才开始进入西方社会科学家的视野,进而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逐渐地活跃起来.到了二战后,"革命研究"又在现实因素的作用下,蔚为大观,成为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本文从主要流派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对西方的"革命研究"进行了介绍.     

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再商榷

本文就"商战"问题回应廖祖义先生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强调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时,应注意到这一思潮所具内容的复杂性、代表性言论的多样性以及时段的较长性等特点,不能简单地囿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而忽视该思潮在其之前即有萌芽、在其之后更有延续的过程.认为近代中国"商战"论不仅重视生产领域,而且同样重视流通领域,后者既是该思想的切入点,也是与列强争胜的归宿点.因此,<辞海>中"商战"词条的解释是正确的,应予维护.曾国藩在近代新的背景下使用"商战"二字,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商"的近代新内涵之信息,以及"商"和"战"的某种统一体意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是"商战"论者.同时强调,对洋务派以及袁世凯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应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否认他们具有"商战"观念,更不能从想象和简单化的逻辑出发,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具有"商战"观念.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为应对列国交侵的复杂形势,清政府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这一政策对应了美国同期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